如果說好萊塢可以拍出不用打殺爆裂場景的英雄片，那就首推本片-驚爆焦點。相信多數人看完這部片子，內心感到沉重訝異並敬佩一群媒體英雄勇於揭發，對抗體制，撼動腐敗，大快人心。本片不僅凸顯兒童容易受到誘騙，受到性侵的弱勢問題，也提醒男童受到性侵的脆弱性。根據衛福部統計，105年接獲通報被害人計8141位，其中女性占85%，男性也幾乎佔了15%。以年齡來看，12歲以下佔將近10%，其中男童卻高達25%，女性終其一生都是性侵案的弱勢性別，然而男性在童年時期卻呈現一生中相對脆弱的性侵弱勢。值得注意的是，性侵12歲以下的嫌疑人九成五都是熟識者，多半利用孩子的無知單純與信任， 引誘他們進而性侵。
童年時期的性侵害並不會因為成長而被遺忘在童年泡沫中。相反的，它帶來生命全面的傷害，也造成發展上的停滯或退化。被害人可能會經驗到各種情緒的混亂，悲傷、焦慮、憤怒、無助，可能會陷入矛盾、羞恥感、自責的綑綁，被害人也常會經歷到傷害片段不斷在腦海重播的失控經驗，影響到自信與自尊的發展，可能變得退縮、害羞，或者很暴躁。有些孩童反映在生理的狀態，例如小學生仍然出現尿床行為或者失眠或飲食狀況過少或過多影響發育。另一個明顯症狀是過度性化的行為出現，例如孩童摩擦撫弄性器官、或者找人進行性意味的動作，甚至進入青春期後，產生性濫交或防衛親密的狀況。長遠而言，性創傷不只是傷害性部位，也是人際信任的創傷，也是性別創傷。因此，可能因為害怕親密行為而難以進入男女交往或婚姻，也可能因為對異性傷害者的恐懼，轉而改變性傾向。
有些人會以為男童的性侵創傷較不嚴重，事實上男童性侵一樣造成深遠的影響。影片中，所訪問的幾位男士，當他們回憶小時候的性創傷，依然歷歷在目，經驗到如臨深淵的恐懼無助與憤怒。在男童的發展上，性侵更可能挫折男子認同與氣概，甚至不及早處遇，也可能成為性侵犯。影片中，神父提及他也曾經是性侵被害人，已經點出被害人變成加害人的現象。而且，神父錯誤的認為他的行為不是強暴，只是有騷擾碰觸，他淡化問題的嚴重性只因他沒有使用暴力。事實上，任何一種形式的性侵害，不論是否使用暴力，性侵害的本質已經是人我界線的破壞，對身體攻擊的展現，都會讓被害人的安全感與完整感受到莫大的衝擊。被害人可能對於事件中的相關因子，產生極大的敏感與排斥現象，例如男性、神、教會、權威等。本片中，神職人員利用信任關係與孩童對他們的尊敬進而傷害，其實是一種背叛信任關係的行為。讓孩童陷入矛盾，對神渴望，也失望；是愛，也是恨。神職人員代表權威，即使恐懼憤怒，能夠違抗嗎? 強而有力的宗教系統並非一個孩子能對抗，但他們卻要承受深沉的無助感。醜聞揭發像是小蝦米對抗大鯨魚。人們需要神的安定感，需要神聖純潔的安全感，連司法系統都護衛它，面對揭發後家屬、社區 甚至到整個國家都要賠上代價，對照幾百件猥褻性侵案，孰輕孰重? 人們願意相信嗎? 整個影片貫穿矛盾與正義的思辨。最後，故事結尾宛如推倒高牆般，推倒偽裝的神性，讓觀眾們可以相信神的愛是愛每個人，不會願意任何人受傷，神職人員的罪終將有神的審判降臨。
許多的觀眾可能會很好奇，為什麼孩子發生性侵害時沒有明顯反抗？甚至「允許」 它發生多次。這也是經常被質疑的地方。事實上，兒童面臨性侵害時，有可能是太害怕而導致肢體僵直不知如何反應，多數的情況常常在加害人對孩童的誘騙或甚至以權威壓迫下發生，有時候以「我們來玩遊戲」為名義，「這是神聖的秘密」等洗腦式的說詞誤導孩童不能說出來。若性侵害行為來自權威人士，往往會讓性侵事件更難以反抗與揭露。本片當中清楚可見神職人員利用這樣的職務邀請孩童單獨外出時，對家庭與孩童而言像是莫大的榮幸，但他所做出來猥褻與性侵害的事情，讓孩童十分恐懼與迷惑，甚至陷入無助感和自責中。反映在司法判決時，甚至司法人員可能誤以為孩子是同意性交而輕判加害人。民國99年台灣爆發的白玫瑰運動事件，正是人民對「合意」 看法的大反撲，當年數起兒童性侵害案件判決中，多以未見女童有反抗或喊叫等舉止，因而認定未違反女童意願，導致最後以「與未滿14歲男女性交罪」輕判，而非以「加重強制性交罪」判處。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幾件兒童性侵的判決成了壓垮司法信任的最後一根稻草，人民展開對司法正義的吶喊。兒童「合意」性行為認定 成了「恐龍」 法官的原罪。民眾普遍的憤怒在於七歲以下的孩童怎麼會有性交意願的同意權呢？孩童面對大人權威可能不知道拒絕或情緒心理因素無法抗拒，又怎能認定為合意呢？透過白玫瑰運動的公民革命，也因此撼動司法界的改變，進行修法並重視兒少權益。正如呼應本片尾聲，報社揭竿訴求，喚起比報導可貴的全民意識與社會改革。
本片另一個重要的啟示是最可怕的往往不是案件本身，而是集體的冷漠，尤其是旁觀者與知情者的冷漠。這也是本片除了刻劃出宗教權勢集體性侵的現象外，同時也指出整個社會與系統性的冷漠是造成悲劇的始作傭者，有罪的不只是侵犯者，每個縱容性侵的人都該受到道德上的譴責，尤其是當權者。如果面對被害人的痛苦，大家充耳不聞，甚至合理化犯行，不也是間接的殺手。
有句俗諺:「要教育孩子需要整村(社區)的努力」(It takes avillage to raise a kid.)。同樣的，要拯救孩子也需要整村(社區)人的努力。認可罪刑需要法律，防治犯罪需要文化與教育，不是單靠任何一個人的力量可以避免。台灣早期面對性侵害的態度是羞恥文化，特別是「被害人的羞恥」。可以從當時稱為強姦罪，並且放在妨害風化罪章可以窺見，「姦」字義帶有對女性的歧視，且輕忽男性被害的可能性。同時妨害風化的詞，暗示性侵害是羞恥，影響社會良俗的事，忽略性侵是加害人侵犯被害人的身體界線與性自主權的行為，忽略了被害人受到的傷害。自民國88年修法後，強姦罪已經改為妨害性自主罪，適用對象不再是「男對於女」，凡對於男女有違反意願的性交行為都在適用範圍。民國90年進一步將告訴乃論改為非告訴乃論，更顯示整個社會不願容忍性侵犯罪的態度。對於性侵害被害人的保護，自民國86年通過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後，全國建置性侵害防治中心並且在中小學實施性侵害防治教育，這也是台灣開始性侵犯罪預防與保護的里程碑。我們不只要拯救眼前的孩子，還要預防下一個被害人。系統性的傷害就需要系統性的解決方法，回顧性侵害犯罪防治法20年，政府與民間團體合力推動多項專案，透過司法、政府資源、民間支援、宗教改革、文化、教育等合作方法建構層層安全網。或許我們無法免除所有的傷害發生，但至少我們可以在發生後選擇不再沉默，不再畏懼權勢妥協，立即救援保護被害人，肯定他們不是他們的錯，我們不需要再等待良心的報導者，你我都可以成為改變被害人命運的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