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扶助女王》由女主角Judy Wood律師眼中呈現跨國尋求庇護的女性時遭到的困境，以及她如何堅持不懈，最終推翻過往案例的奇蹟路程。
一、 美國庇護法與當時判例的缺漏
美國庇護法（Asylum）是一個從人道主義出發的立法，不論是以合法或非法方式入境的非美國公民都可以向美國政府申請政治庇護。獲得庇護准許後，申請人得以合法居住於美國境內並申請綠卡，成為美國永久的公民；依據美國庇護法之規範，若請求庇護者能夠證明他是基於種族、宗教、國籍、政治觀點或特殊社會族群之身分（少數族群之意涵）而遭到國家政府之壓迫，美國政府應給予政治庇護，讓請求庇護者不被遣返回壓迫他們的國家。
雖然此項立法是出發於對人權的關懷，但有光的背後總是有隨之而來的陰影，立意良善的法律若欠缺適當的解釋適用，反而會成為殘害人權的「惡法」。
美國庇護法在法條中並未將「性別」作為一種壓迫的原因，而美國法院逐漸發展的判例解釋也不認為「女性」是一種少數或特定社會類群，因此基於性別因素遭到迫害的女性，尤其是伊斯蘭婦女，在當時的美國庇護法與判例是無法取得政治庇護的。這種「人權保護的真空地帶」，也正是女主角代理的第一個客戶Asefa Ashwari所面臨的難題。
Asefa是一名阿富汗裔的女性，她年幼時在母親的祕密鼓勵下偷偷學會識字。長大後Asefa沒有選擇進入家庭，而是擔任一名教師，她創立小規模的女子學校，希望村民能將女兒送到學校來學習基本的知識。Asefa希望透過自己的微小努力，向世人知道女人沒有必要活得比男人次等，女人也有學習的權利，Asefa甚至會帶著女學生上街行走作為女性獨立自主之象徵，因為當時社會風氣是婦女不能在沒有男性陪伴的狀況下獨自出門的。然而，在行走途中，Asefa跟學生們遇到村外人的挑釁，甚至對Asefa拋擲土塊，之後塔利班警察突然出現到場逮捕Asefa，甚至對Asefa施以了性暴力。後來Asefa在友人協助下逃到了美國，但她並未取得合法簽證，於是被美國政府拘留在收容所，雖然Asefa同步申請了政治庇護，但因Asefa深陷性暴力的創傷反應中，收容所對其施以大量鎮靜劑緩解症狀，但其後遺症也讓Asefa無法正常地思考、遑論陳述，她的庇護程序因而延宕多時。
二、 外籍婦女的「交織性」不利處境
在觀察Asefa的處境時，我們能借鑒「交織性」(intersectionality)作為思考的框架。「交織性」概念試圖呈現、描述的是個體擁有多元的特徵，如性別、種族、國籍、年齡、社經地位、性傾向、地理位置等所疊加或相交而產生獨特之歧視或不利的處境(註1)。
如身處美國的阿富汗女性Asefa。在阿富汗，Asefa的女性身分使社會及家族不允許Asefa學習識字；Asefa倡議女權的舉動導致她遭到舉報觸犯「瀆神罪」，陷於遭到逮捕與性暴力的悲慘處境；雪上加霜的是，在盛行「名譽殺人」(註2)的該地區，如果Asefa為了追訴加害者而公布她的性暴力經驗，其族人會為了維護家族名譽，選擇私刑殺害Asefa。
正因為Asefa因為女性及性別平權倡議者之雙重身份，受到阿富汗社會觀念、宗教典律與不正公權力的聯手殘害，她不得不逃離到美國尋求庇護。但美國庇護程序，卻會質疑Asefa是因為個別的女性身分因此遭受性暴力、而不是因為「政治觀點」或「少數族群身分」而遭到壓迫，因而不符合庇護要件的荒謬結論。也就是說，Asefa做為「女性」之「女權倡議者」此種多重身分，再加上美國庇護法與當時判例的制度性缺漏，使她比一般的男性政治運動者或少數種族遭到更不利的法律評價。如果今天是鼓吹「民主政治」或「反種族主義」，這類主張無疑會被認為是一種政治性的言論，但今天如果是一位主張性別平權的女性倡議者，卻可能會被認為她所遭受的暴力是針對個人的女性身分，而不是因為她的信念。這種交織性處境，正是當時審判者所未曾意識的觀點。
《法律扶助女王》劇中最末，Judy Wood在上訴至美國巡迴法院時，就是針對既有制度提出質疑:為何女性不能被認作一種「特定身分族群」？難道只因為女性佔地球人口之一半，女性族群就不會遭到社會主流意識的排斥或歧視？如果說針對女性的性別歧視深根柢固於阿富汗的宗教、成文法、習慣法、社會制度乃至集體意識，那Asefa不就是基於其「特定身分族群」而遭到不利對待？性別平權，是否是一種政治主張？
在現今的性別平權觀念下，以上問題都可以取得「YES」的答案。但在當年，卻需要Judy Wood以不知其可而為之的衝撞精神，才能促使司法者反思過往的思想怠惰，最後Judy Wood竟也成功地促使美國法院推翻以往見解，以後所有遭遇類似經歷的穆斯林婦女均得以引用此見解，到美國尋求庇護、展開一段新的人生旅程。
三、 性暴力倖存者在司法程序中的困境
除了呈現美國庇護法與女主角Judy Wood堅毅的人權律師之路以外，《法律扶助女王》另外呈現了性暴力倖存者在司法程序中會遇到的情境。Asefa一開始是以混亂、意識不清的姿態登場，她完全無法與Judy Wood正常對話，使Judy Wood在一開始接案時就難以描繪出整個案件事實的全貌。因為Asefa在阿富汗受到塔利班警察性侵害的往事嚴重造成她嚴重的心靈創傷與創傷壓力症候群，美國看守所因此對Asefa施以苯二氮平等麻醉鎮靜類藥物，導致Asefa呈現如喪屍一般地混沌麻木。
後來在Judy Wood的爭取下，幫Asefa找到一位專業醫生來替她診斷，Asefa才得以就醫名義脫離看守所，隨著妥適醫療與照顧，Asefa逐漸恢復當初作為穆斯林知識分子女性特有的堅毅。但當Asefa必須面對移民官與法官詢問「當晚到底發生什麼事」時，Asefa寧願說謊，也不願說出實情。拒絕回憶或解離，正是性暴力倖存者會出現的典型反應，要求被害人重複陳述被害經驗，不啻於二度傷害，但這就是美國庇護程序或所有妨害性自主案件中，性暴力倖存者必須主動去剖析、描述不堪回首的故事，才能捍衛自己的權利。
在《法律扶助女王》劇中，Asefa在Judy Wood激勵下，終於哀傷但冷靜地訴說過去的慘事，使檢察官與法官均十分動容。但在現實中，許多被害人是無法達成此種「完美被害人」的表現，例如某些被害人患有記憶解離、創傷壓力症候群、或在陳述前後會有自殘自傷傾向，更會有證詞陳述矛盾、欠缺邏輯或語焉不詳之情況，這些往往會造成審判的不利認定。台灣目前司法實務中，因此發展出「減少陳述」、「隔離訊問」的方式，已經有效減緩司法陳述對被害人的創傷，但觀影者不妨去思考，應該要如何儘量地不讓性暴力倖存者因為司法陳述受到傷害，以及當身邊親友遭到妨害性自主或性騷擾的情事時，要如何同理被害人的身心狀況，及協助被害人去面對司法程序。
四、 結語—堅持的勇氣
《法律扶助女王》劇中，Judy Wood在定居加州前，主要是負責刑事案件的律師，同時也是一位照顧兒子的單親媽媽。當她到加州開始從事移民業務時，卻發現美國庇護法有如此巨大的疏漏，但不論是主管機關、移民官，甚至是事務所的老闆，都認為這是無法改變的定論。事務所老闆苦口婆心地勸說Judy Wood，不要把心力放在這種沒希望又沒錢賺的生意。最後Judy Wood不僅證實他們都是錯的，也成功翻轉了世界各地無數受暴婦女的命運。
《法律扶助女王》本劇並非呼籲每一個人都要向Judy Wood一樣獻身人權事業，也不是每一個人都有像是Judy Wood的信念與堅持，但Judy Wood的經歷確實向世人展示：努力與堅持，有時候真的會創造自己都意想不到的奇蹟。
註1：http://genderedinnovations.taiwan-gist.net/terms/interactions.html
註2：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Honor" Crimes. Human Rights Watch. [6April 2001]. https://www.hrw.org/legacy/press/2001/04/un_oral12_040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