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務勞動的結構連續體
本書在性別議題上，思考全球化如何連結了台灣女性、外籍女性看護工的生命軌道，扣緊「家務勞動」為核心場域，探討全球化與父權結構如何將不同國家的女性連結在一起。家務勞動在父權文化中是高度被女性化的社會場域，家庭照顧、養育幼兒、照顧公婆等皆是由女性來承擔。家務勞動的「外包」在臺灣早期是一種島內移動現象，即是鄉村社經地位較為弱勢的女性移動到都市社經地位較高的家庭中擔任家務勞動，全球化下則是東南亞女性跨越國家邊界來到臺灣擔任家務勞動，兩個不同時代的現象，但皆是中產階級女性為解決父權文化下性別角色的困境，請結構較弱勢的女性分攤與外包了女性化的家務勞動的情況。
在父權社會的勞動分工當中，家務勞動被社會建構為女人的天職(calling)，無酬的家務勞動更被視為神聖的「愛的勞動」。藍佩嘉在書中提及臺灣女雇主雇用家庭移工為了幾個目的: 尋找在家的托兒照顧、協助家事的全天候幫手、外包服侍公婆的孝媳責任(藍佩嘉，2008:134)。因此，當臺灣女性尋找家庭移工，是尋求一位能幫助家庭照顧、養育幼兒、照顧公婆的父權文化下「代理人」。此書將「家務勞動的女性化」現象，提出女雇主與女性移工視為「結構連續體」的論點，突顯了不同社會地位的女性所面對的相似的父權支配，且家務勞動的性別分工並不會因為階級與跨國分工的取代而消失。家務勞動連續性的概念也彰顯了婦職如何與階級、族群、國別等社會不平等相扣連而備差異化建構(藍佩嘉，2008: 42-43)。也就是當臺灣女性在職場上必須在家庭與工作兩頭奔忙時，聘請外籍看護工來減低家庭勞動工作量時，女雇主與女性家庭看護工其實是共享了父權結構下家務勞動被女性化的問題。甚至女雇主與女性移工都面臨女性必須扮演服侍公婆的角色，如文中提及的田野：
張太太購買市場上的勞動力來外包她服侍婆婆的媳婦責任。要特別注意的是，這裡外包的其實是先生的孝親勞動，如同另一位女性受訪者所言:「很多丈夫都說，現在的女人比從前幸運多了，因為她們有菲傭幫忙，可是，拜託，你妻子照顧的是誰？她照顧的是你的媽媽耶﹗」(藍佩嘉，2008:145)
藍佩嘉將這現象稱之為「孝親照顧的轉包鏈」，也就是孝道責任由兒子轉到媳婦身上的「性別轉包」，第二環則是實際照顧工作從媳婦的肩膀轉到監護工身上的「市場外包」(藍佩嘉，2008: 145)。此處，父權文化中媳婦孝敬公婆的規範讓女性必須擔任丈夫父母的照顧者，再由媳婦請家庭移工協助孝親照顧的工作。從這裡可以看到，臺灣家庭勞動長期以來未被公共化，而是被放在私領域、以個人的方式被解決。當臺灣引進家庭移工協助家務時，依舊將家庭勞動放在私領域、女性化的層次上，而且只解決了有經濟資本聘用外籍移工的中產階級的家務問題。
(二)「跨國母職」與「全球保母鏈」
書中提及一為來自菲律賓的移工參與者為什麼決定到海外工作時，「菲律賓大姊回答：『為了暫時休掉我的丈夫！』全場聽了哄然大笑，人人點頭如擣蒜。」，從這一段有趣的對話，看到當移工跨越國界，會顛覆了舊有的性別秩序。離開，有時可以跳脫舊有父權文化並展現自己的能動性。然而，移工的樣貌在書中多樣而複雜，其中有不少女性「既是海外的女傭，也是遠方的雇主。」，也就是移工在海外照顧雇主的孩子，自己的孩子則由家鄉中經濟結構更貧窮者所照顧，形成「全球保母鏈」的現象，而這一種全球照顧鏈的現象，更鑲嵌了種族、階級與全球化的議題。當雇主的「私領域」的家成為移工「公領域」的職場時，家務移工會經歷家庭界線的轉變(藍佩嘉，2008:51)。家庭移工在照顧工作中，不但面對一個被女性化的家務場域，自己更常被視為外來者的族群他者，面臨性別與族群的多重關係。
此外，在跨越國界與性別藩籬中，來到臺灣的女性家庭移工出國後不但從經濟上養家，也必須透過匯款、簡訊、信件、包裹來傳送愛與關心，藉此操持跨國持家與遠距母職(藍佩嘉，2008:214)，也就是書中所提及的「跨國母職」的運作與實踐。相對而言，「移工父親通常只要從遠方定時寄錢回家照顧家計，就被認為完成了他們的家庭義務，但移工母親卻必須擴展母職的定義，讓家人與其他人相信，出國工作、賺錢養家，是她們照顧小孩、竭盡母職的最好方法」。母職在社會期待中，被期待會給與孩子溫暖、關懷、三餐溫飽，母職不但是愛的勞動更是高度情緒勞動的角色，然而跨國移工在母職實踐上，面臨自己不但必須承擔經濟來源，也承擔著離家後可能招致「遺棄孩子」的批評，使得家庭移工在跨國處境下必須以另一種方式維持愛的勞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