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顧全球諸多已開發國家，女性社會經濟地位的大幅改善幾乎已是普遍現象，她們不僅在教育成就上迎頭趕上男性，在職場的發展也日趨有競爭力。但回到家戶中牽涉親密關係與兩性互動的領域中，女性一般仍肩負絕大多數的工作（例如：家務勞動、照顧長輩與育兒分工），可說尚有許多進步的空間。這種公領域和私領域性別平等進程的落差，就是美國學者F. Goldscheider所說的「停滯的性別革命」。這個現象不只牽涉女性的福祉與生涯發展，更是諸多學者所認定之決定已開發國家成為高生育率或低生育率社會的關鍵因素之一。原因就在於當女性難以平衡家庭與職場的衝突，很容易會進一步地減少生育行為，甚或延遲或放棄婚姻，這也是臺灣和鄰近東亞國家共同的社會現象。與此同時，已開發國家普遍常見的平衡職家或友善婚育政策，也會因為私領域的性別關係足夠平等，而能被雇主與勞工更徹底地落實與執行。此外，男性除了缺席家內的勞務分擔，在少子女化現象的論述中也常能「免責」，亦即女性承擔了大多數的責難與心理壓力（例如：太晚結婚、太晚生育或小孩生太少等等），而男性所扮演的角色未能被合理地凸顯，這樣的現象應該有所改變。因此探究婚姻與家庭中的兩性互動與性別平等現況，除了能瞭解年輕男女在近數十年的角色改變，也能更深入地剖析近年臺灣家庭變遷的成因與結構限制。
臺灣女性在過去半世紀的時光中，分別在學校和職場中有越來越多發揮所長的空間。根據內政部戶政司的人口統計指出：1975年時，大專學歷以上之25–29歲男女分別是12.2%和7.1%；但到了2021年這兩個數值分別成長至65.4%和76.5%：男女增幅皆相當可觀，而女性更是在近年超越男性不少。除了充分凸顯臺灣高等教育擴張的速度與規模，也使得女性平均教育程度從過往大幅低於男性的情形，轉為勝出男性。而行政院主計總處的最新國情統計通報則顯示：2020年臺灣女性擔任主管、經理人員及民意代表的占比首度突破三成，達到30.5%，這與2010年的20.5%相比，在十年間足足增加十個百分點。然而女性在教育和職場掙得一片天之餘，她們在家中肩負的家務工作並沒有因此大幅減少。根據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的數據顯示：相較於1950年前出生的年長世代肩負約七成五的家務勞動時數，生於1985年後年輕世代的家務時數占比仍超過六成五。女性在這幾十年間取得的社會經濟成就，並沒有充分反映在更平等的家務分工之上，男性在家務工作上仍是扮演小部分的分擔者。家務與扶老育幼持續地由女性做為主要承擔者，除了無法減輕女性在家庭和職場蠟燭兩頭燒的困境，也很容易讓單身女性對步入家庭心生疑慮；而部分想參與家務育兒的男性，也很難在主管與同事的異樣眼光中，安心申請育嬰假或家庭照顧假。這使得目前以減輕父母的經濟與時間負擔為主軸的家庭人口政策，能觸及的目標人口變得相對有限，也讓政策能發揮的效用不如預期，臺灣的出生數依舊逐年探底，沒有趨緩或是反轉向上的態勢。這不僅是臺灣面臨的政策難題，也是日韓等鄰近低生育率國家共同的處境，其關鍵因素之一就在於前述的「停滯的性別革命」，讓兩性在邁向更理想的分工方式時，缺乏在觀念與態度上的社會支持。
撇開家務分工的性別不平等，在政府與公眾的少子女化討論中，女性也持續成為了被檢視的對象，彷彿進入婚姻或生育兒女僅需仰賴女性的生理狀態、生育意願與實際行動即可達標。如此偏差與不對等的論述現象，可從幾個面向來觀察：
首先，在理解到臺灣低生育率現象背後的主要驅動力是未婚人口在各年齡層大幅上升之故，一般的討論會針對越來越多尚未結婚的女性，討論何以她們「不婚」？然而這個「不婚」的標籤其實是偏頗的，因為不管在婦女婚育就業調查、家庭與生育力調查或是其他全國性社會調查中，自願性不婚的女性其實是極少數，這些人口合理的稱謂應該是「未婚」族，還在尋尋覓覓良偶中。另一方面，進一步檢視內政部的人口統計後，各年齡層從未結婚的男性都遠高於女性，假使這些男性有很多屬於「不婚」一族，或是其對理想伴侶的想像仍舊過度傳統，那未婚女性在尋找伴侶時可能將會遭遇困難，也就更遑論談婚論嫁或生兒育女了。即便這些未婚男性都有意願成家，傳統的擇偶偏好經常使大齡男性偏好相對年輕的女性。這樣的偏好原本無可厚非，但若理解到自1980年代中葉起的各出生世代逐年萎縮，那大齡男性偏好年輕女性的現象，就會為他們帶來一定程度的「婚姻擠壓」，意即僧多粥少、擇偶競爭增高，而添加順利配對的難度，也會讓越來越晚婚的男女更難順利覓得良緣、成家立業。
其次，大型家庭或社會調查問及生育意願時，通常僅訪問女性。但生育決策很少是單方面由女性決定，而不需考量配偶或伴侶的意願與規劃。尤有甚者，在某些情形下是女性想生育、但男性因為特定原因不想有（更多）小孩，就會發生未被實現的生育需求，該對夫妻的出生數也會偏低。另一方面，夫妻間若面對不孕課題，也需雙方有就醫和治療的共同意願，假使一方因面子問題不願配合，不孕問題也不容易得到有效的解決。因此在探討生育意願時，相關調查研究對男性的態度與行為也應該做同步的考量和資料收集，藉以更準確地評估不同夫妻或伴侶間生育決策形成的過程和經驗、有無遭遇什麼困難等等，才能更有效地協助有心生兒育女的夫妻或伴侶更順利地實現他們為人父母的願望。
再者，公衛和醫學界在討論理想生育年齡時，焦點依舊僅針對女性超過34歲即為「高齡產婦」，卻鮮少提及流行病學與公衛研究中，已累積越來越多有關男性超過40歲為人父會為伴侶和新生兒帶來的負面影響，這其中包括拉長讓配偶受孕所需的時間，或是增加胎兒罹患自閉症或其他疾病的風險等等。這樣忽略男性的偏頗論述，不僅對緩解婚齡女性的生育心理壓力與精神負擔沒有幫助，對沒有對象但有婚育意願的女性來說，更是徒增其焦慮並提高她們在婚配市場交友的難度。在目前有過半35歲男女尚未進入婚姻的狀況下，持續宣導這樣的「生育有效期限」，對改善出生數年年下降的困境毫無助益，也忽視了近年有高達兩成五以上的生育率是由35歲以上母親所撐起的現實。再者，在孕產過程中若是出現新生兒的相關健康問題，男性本該承擔的部分「年齡可問責性」，也通常沒有意外會全數落在女性身上，因為鮮少有人會思及父親年紀過大帶來的影響。整體來說，孕育新生命的過程牽涉父母雙方的合力協作與付出，因此一個友善生育的社會氛圍，除了應該降低傳統兩性角色的刻板理解之外，也應納入更多對男性在婚育和孕產過程中所扮演角色的認識，連同男性其生理機能隨年齡增高會發生改變的現象，都該讓全民有更全面的了解。這不僅有助於政府提出更有效、在性別視角上更平衡的政策與論述，也能進一步促使有成家意願的男女都能體認到「時間」的重要，而不只是全由女性來概括承受年齡帶來的歧視與壓迫感。
在當前政府針對少子女化所提出的政策收效有限之際，針對異性戀青年的生活狀態，我們需要進一步去了解幾項重要的面向：（一）未婚者的交往與互動過程中，有甚麼因為不同性別對理想關係與婚姻樣貌的期待不同，而導致難以穩定交往、而進一步結婚的問題？（二）未婚族群中，男性的想法、需求與面臨的困難為何？是否有更多男性認為結婚生子非人生所必須？或是多數都因為其他原因，而在擇偶市場難覓良緣？（三）已婚族群中，男性在平衡職家衝突與分擔家務責任時，其經驗、想法與需求為何？抑或是男性理想子女數是否有下降趨勢？（四）在婚育年齡日趨高齡化，男性對臺灣適婚年齡女性的人口結構，以及大齡男性在孕產過程中扮演的角色等面向上，必須有常識上的更新，才能協助他們在成家的過程做出更好的選擇與決策。至於同性戀青年的婚育經驗，除了2019年中已開放同性戀伴侶合法婚姻登記外，其收養子女的權利也於2023年中開放。不過由於同婚占每年總結婚對數約僅2%，且對其是否合用人工生殖與代理孕母等相關生殖權益仍受到很多質疑和挑戰，男同性戀與女同性戀已婚者在生兒育女上遇到的生理與結構挑戰也有差異，所以同性戀已婚者對臺灣總生育率的貢獻仍有很多值得思考與討論的空間。
換言之，低生育率已經成為臺灣無可迴避的關鍵人口議題，在推出有效且切合人民需求的政策前，媒體與政府有必要讓大眾對此現象有更全面、透徹的理解。除了持續推動家戶內外實質的性別平等工作，讓友善婚育政策能更全面被申用和落實，也需納入不同性別者的角色與經驗到公共論述中來探討婚育議題，而不僅是將生育問題環繞在女性的責任、經驗與選擇上來討論。誠如非洲古諺所說：「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生育不僅不只是女人的事，更是一整個村落（或社會）的大工程，值得全民協力去促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