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這部影片的紀錄觀點來看，明顯有二大
性別議題，一則是媒體內容如何反映
性別，再則是有關影視工業聘僱的
性別議題，前者影響孩童成長過程中對
性別的認知養成，後者直指影視產業
性別比例失衡的就業問題，二者其實環環相扣、關係緊密扣連。誠如影片中所指出的，若果產業中八、九成的編劇、導演都是男性，我們又如何期盼影視內容能反映出真實的女性視角?從1970年代以來，許多
女性主義電影學者早就指出好萊塢電影中的男性凝視（male gaze）的疑慮：男性編導是影片故事意義的創作者，而女性卻僅僅是意義的承受者；英雄以男性為首，女性多半為被救贖者；男性觀看，女性被觀看。然而即便研究評論者不斷提出證據，好萊塢男性為主的運作體系從來沒有被動搖過。在本片中，我們看見女性影視從業人員接二連三的為爭取創作機會努力奮戰，為了讓下一代看見女性也能說故事，女性有創作的自由與權利，女性的聲音要被聽見，如同影片中最後所引述的--去年剛去世的漸凍人女導演史黛西•泰托（Stacy Title，1964-2021）大聲疾呼：「妳的聲音將永不被噤聲」（your voice will never be silenced）。因此，透過本片的啟發，我們要來思考以下二項議題，即如何檢視影片中的
性別再現，以及考察影視產業中
性別工作平等的問題。
影片中，女導演瑪麗亞•吉西提到：「偏見是無意識的」，但數據會說話，從吉娜•戴維斯的媒體
性別研究開始，引起了各界的關注，用數據來說明媒體內容的
性別失衡現象：「不僅女孩們在螢幕上顯示較少的職業選擇，在普級的電影中，女性角色穿著性感服裝的比例是男性的三倍」、「女性的故事並沒有進入到我們國家的故事中或文化敘事中」等。這個效應激發了瑞典斯德哥爾摩比奧里奧（Bio Rio）電影院經理艾倫泰伊（Ellen Tejle），採用了貝克德爾•華來士測驗（Bechdel Wallace test），來測試她所經營的戲院中放映的影片，其結果是：沒有影片通過測試。這是一個簡單的測驗：找到影片中二位（或以上）有名字的女性角色，檢視她們之間的對話是否與男性有關，若無關則通過測試。當然，這個測試本身有些問題，我們無法肯定地說未通過測試的影片就一定帶有
性別歧視的意涵，也無法證明通過的影片就代表其內容沒有
性別偏見與刻板印象。但卻可以提供一些參考數據說明螢幕上女性角色交談的
性別議題比例，換言之，除了數據資料，我們也需要質化的研究分析，真正去理解影片故事中女性角色身分、對白、行動等的深度意涵。
1998年牙買加民間組織「婦女媒體守望會」（Women’s Media Watch；簡稱WMW）出版了一本《誰的觀點?—媒體
性別敏銳度分析指南》（Whose perspective? —A guide to gender-sensitive analysis of the media）小冊，首先陳明了媒體產製的內容都是「有選擇性」的建構與再現，因此我們有必要去檢視媒體是如何描繪
性別刻板印象。透過選擇性的角色、敘事、鏡頭、對白、剪接等，媒體強化了許多
性別的價值觀，但重點是，這些影像是誰的觀點?書中闡明了媒體觀察中
性別取徑（gender approach）的重要性，透過
性別分析取徑，我們得以查驗影片中不同
性別的角色、言行、關係，在
性別權力上是否有不平等的意涵。書中提供了檢視媒體內容的議題，包括：性剝削、畫面特寫身體部位、卑屈/服從/從屬關係、一男配上眾女、種族/膚色、旁白、新聞中的女性、缺乏多元性、男子氣概、
性別分工、女性商品化、媒體暴力等等。針對特定
性別角色的分析，書中也提出了分析要點，包含角色的：年齡/
性別/種族、社經地位、所在場景、外貌、行動、職業、處境、家庭角色、人格特質等。媒體影像形塑了不同
性別在公領域、私領域的角色與方方面面，而媒體內容中的
性別刻板印象將會扭曲
性別真實的樣貌、思維、與潛能。除了數據分析外，WMW所提供的檢視媒體
性別刻板印象的分析取徑值得我們參考。
影片中講到，1936年美國導演公會成立，清一色都是男性會員，僅有一名女性會員，40年代晚期才有另一位女性導演加入，即至2019年女性會員也僅有15.6%。1980年代，6六位曾經得獎的優秀的女導演，聲稱「我們是找不到工作的導演」，開始著手研究1949-1979三十年間所有美國電影中出現的女性從業人員的名字，結果發現僅有0.5%的工作是給女性的。好萊塢這個掌握全球市場、為美國重要的出口工業，顯然是
性別歧視的產業，
性別平等就業機會嚴重失衡。得過奧斯卡最佳紀錄短片獎的女導琳恩•李特曼（Lynne Littman）即言：「厭女症是一種無形的運動，讓我們不能開創事業、不能創造作品。」這些調查在2000年後持續由女導吉西進行：2013-2014年百大電影中只有1.9%是女導，2002-2014年間發行的電影僅有4.1%是由女性執導。不僅分析就業機會的
性別比，影評、評審機制也受到關注，2015年奧斯卡獎評審會員僅有25%為女性、2018年爛番茄影評（Rotten Tomatoes）男性會員佔了77.8%，無怪乎90多屆的奧斯卡最佳導演獎常態地僅有男性導演角逐，2000年後才有二名女導獲獎：2009年的凱薩琳•畢格羅（Kathryn Bigelow）、與2021年的趙婷（Chloe Zhao）（註：本文截稿前，2022奧斯卡獎女導珍•康萍Jane Campion亦呼聲極高）。沒有女性影視創作人員，就沒有女性視角的故事，創作機會與影視內容是連動關係，
性別平等何其重要。
反觀台灣，根據「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
性別平等專區所作的調查：2018年台灣電影產業在製作、後製、發行及映演工作上正職從業人員男性占52.53%，女性則為47.47%；電視產業在節目製作與發行上女性占52.25%，線上影片及節目製作女性占57.84%，但電視頻道業的男性員工與主管級相對較多，分別占54.63%與63.58%，而電視平臺業也是整體員工和主管職均以男性的比率較高，分別為63.07%與69.74%。相較於好萊塢，這些數據足見台灣在
性別平權上的努力，但仍舊有進步的空間，比如更多細項的調查，如編劇、導演、製片、攝影、剪輯、聲音等各項職別的
性別比，導演協會、編劇公會
性別比，每年國片的編導
性別比、參與工作
性別比，各項影展、補助金評審
性別比等等，亦可更深度地考察何以影視產業主管職以男性比例為高。當然影視內容仍是我們務要關注的對象，影片如何說故事，如何再現不同的
性別，閱聽眾如何解讀
性別意涵等，在今日影像充斥的社會型態中，不論是創作者、或閱聽眾都應培養
性別平權的素養，敏銳檢視我們的媒體內容、並考察
性別平等就業機會，刻不容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