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told herstory：歷史的性別缺席
《流麻溝十五號》的英文片名為「Untold herstory」，指出女性未曾被歷史講述的敘事。事實上，女性從未在真實的歷史中缺席，但卻在再現歷史中被遺忘、被無視與被邊緣化。傳統歷史記錄長期以男性為主體（his-story），以男性為中心集中撰述男性政治領袖、戰爭英雄或成功人士的敘事。女性的經驗往往被視為「私人的」、「情感的」、或「瑣碎的」，無法進入正式的歷史敘事。然而，女性的日常生活、情感、家庭角色，甚至在壓迫中的掙扎，都應該被視為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Untold herstory」是對傳統歷史書寫的質疑，也是對威權體制展現的檢視，指出白色恐怖時期女性敘事的缺席。
臺灣白色恐怖時期
1947年二二八事件後，臺灣進入長期威權統治的時期，尤以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後至1987年解嚴前最為集中，直到三大惡法中最後一個法《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於1991年廢除為止，長達44年的時間是「臺灣白色恐怖時期」。這期間為了壓制政治不同主張者、監管異議人士，政府實行《戒嚴令》與《懲治叛亂條例》等法規，進行整肅迫害，任意冠上意圖顛覆政權之罪名，最造成數十萬人遭受監禁、迫害與處決。
近年政治發展與社會的民主化思潮越見成熟，2017年立法院三讀通過《促進轉型正義條例》，設置「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正式開始陸續對白色恐怖時期案件進行調查與平反。隨著民主化進程，白色恐怖的歷史被重新檢視，成為臺灣轉型正義的重要議題。透過促轉會的努力，白色恐怖時期的大量冤案得以平反，是歷史錯案的修正，也是與社會的正義重建。
在白色恐怖時期，女性政治受難者的經歷尤為特殊且複雜。她們不僅因政治迫害而遭受監禁與酷刑，還在威權體制與性別壓迫的交織下承受了多重打擊。這些女性因參與讀書會、社會運動，或與男性政治犯有關聯而遭受牽連，被冠上「思想犯」或「匪諜」的罪名，投入監獄或流放至偏遠地區，如綠島或景美看守所。女性受難者的處境反映了性別與權力的不平等：她們在政治案件中常被視為附屬角色，卻面臨與男性相同甚至更嚴酷的待遇。許多女性在監禁期間，不僅遭受體力勞動和言語羞辱，還可能被性騷擾或以性別為理由進行羞辱性處罰。這些壓迫深刻地體現了威權體制如何利用性別進一步鞏固其控制。
白色恐怖時期的女性處境
《流麻溝十五號》用三位女性主角：學生余杏惠、舞者陳萍、母親嚴水霞，作為象徵，一方面突顯威權體制下性別與權力的交織，如何對女性造成多重壓迫，另一方面，同時讓我們看見女性在面對政治迫害與性別暴力的同時，如何通過不同的方式展現抗爭與韌性。
1.余杏惠（杏子）：無辜青年與知識壓迫的象徵
余杏惠在寫給母親的家書中說：「我思念的母親，我已經來到火燒島，我在這裡很好，這裡有衣服穿，也有飯吃，請您不要操煩。雖然不知道為什麼我會在這裡，但我最好把自己忘記，連名字都忘記，才能繼續下去。只希望我的冤屈可以早日洗清，早點回家。不孝女 杏子」。余杏惠不清楚為了什麼原因，就被關到火燒島，這是白色恐怖時期無數人的共同處境。
為了不讓母親過度擔心，余杏惠輕描淡寫被囚禁與監管的精神壓抑與深層的痛苦，表示衣食無缺，掩飾自己的痛苦。然而卻痛苦到要「自己忘記，連名字都忘記」，以自我抹除、自我疏離的悲劇來作為保全性命的生存策略。「忘記」是一種無聲的控訴，控訴體制以摧毀個體認同來壓制異議思想的發展。但是，她並未放棄正義的到來，依舊懷抱冤屈洗清的期待。同時，通過無數政治犯與家人的通信，提供了反思白色恐怖時期的珍貴史料，在極權壓迫下，個人的記憶與文字記錄了歷史的傷痛，也傳遞了反抗與希望。
作為一位高中生，余杏惠被指控為「匪諜」、「思想犯」遭受關押，象徵追求知識與思想自由的年輕世代對威權體制來說，容易成為潛在的反叛者需要高度控制與恐懼。當時的年輕人對社會與政治的探索充滿熱情，關心時勢，卻經常被懷疑參與地下讀書會或讀禁書。人民關心政治事務具有民主獨立思想，恰恰與威權統治者的壓制性不相容。余杏惠的被關囚，經歷突顯了當時社會如何將知識分子標籤化、罪名化，也象徵威權政權對思想自由的剝奪。
2.陳萍：身體作為表達與抗爭的工具
電影中的陳萍是一位現代舞舞者，她的身份象徵藝術的自由與創造力，但她在火燒島的際遇，同時體現了白色恐怖時期女性在威權與性別雙重宰制下的複雜面貌，既承受政治迫害，也遭遇性別化的羞辱與控制。她的身體從創造的介質變成了被控制與壓迫的對象，在獄中的舞蹈表演，成為取悅監管階層權力的工具。陳萍跳舞的身體幾乎等同於被性別化注視的對象，也是新生訓導處大隊長不對等性權力施展的場域，她的遭遇可被解讀為某種形式的性別化壓迫。陳萍對大隊長說：「我在你這裡，白天當反共花瓶，晚上當妓女，我早晚要離開。」她的眼神中既有不甘，又帶著一絲決絕。那是她為自己與他人撐出的縫隙，雖渺小，卻足以透進自由的微光。但從性別與權力的角度來看，權勢下的性關係如此扭曲粗暴，威權暴力對女性囚犯施加了間接性剝削。
陳萍一方面透過舞蹈表達對政治壓迫與囚關的無聲反抗之際，跳舞的身體跳出自由的渴望，卻也被物化與性化，跟生存策略之間充滿矛盾的扭曲。舞蹈作為她最擅長的表達形式，本應承載著個人意志，但在火燒島監禁中卻失去原本的意義，成為體制內部秩序的象徵。陳萍的選擇也許是無奈的，但這樣的妥協卻成為她生存下來的重要手段，讓她比其他政治受難者撐出多一些自主空間，儘管這空間是脆弱且充滿諷刺的。
陳萍的身體不僅是威權下被規訓的對象，更成為她救助他人、尋求生存的工具。她承認共產黨的罪名，是為了保護自己的妹妹；她默默救助單純的杏子，避免她成為權力者的性受害者。陳萍的選擇不僅體現在獄中，更延續到她的釋放後。出獄後，她封存了自己的舞蹈天賦，選擇絕口不提過往的經歷，這種沉默與遺忘反映了許多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共同創傷。對於她而言，舞蹈不再僅僅是一種表達形式，而成為她與那段痛苦記憶相連的符號。她的紅衣舞蹈，曾象徵著自由的行動，卻最終被威權扭曲為屈服與羞辱的標記。陳萍的沉默與遺忘並非單純的懦弱，而是對創傷的自我保護。她的選擇提醒我們，歷史中的受害者不只有英雄或純然的受害者形象，更多的是在壓迫中掙扎求存的普通人。
3.嚴水霞：母職、抗爭與威權壓迫下的韌性象徵
嚴水霞是馬偕醫院的護理人員，先生是青年同盟，她被帶走時，兒子才兩歲。嚴水霞作為母親與女性政治思想犯，是少數女性思想犯中行動與抗爭意識較為明顯者，她的角色代表了白色恐怖時期「嚴為復審、應即槍決可也」受難者被判死者。
嚴水霞相當關心政治與社會的關心，即使囚關在火燒島，還是冒險技巧性地傳遞報紙和外界資訊，讓大家了解外界情勢，用行動連結大家，將個人的反抗轉化為群體的希望。儘管身為囚犯，她如同大姊頭般的照顧同伴，特別是像余杏惠這樣單純的年輕女性，教導余杏惠聖經與英文，並啟蒙她的思想。雖是學習英文，卻是具有高度的行動能動性的箴言：
The body without the spirit is dead.
So faith without works is dead also.
We must take actions.
嚴水霞發起「不合作運動」對抗「一人一事良心救國運動」，但是她作為母親的身分成為威權體制威脅與勒索她的重要工具。威權以她兩歲的兒子作為武器，威脅她參加良心救國運動。母愛在此情境中被轉化為體制控制的手段，突顯了性別角色的政治化。但是她並沒有屈服，她拿著兒子僅存的照片，哭泣著，看著天空，無語。
因被告密，從嚴水霞水壺中翻出的報紙「社會主義大同盟」、「楊逵的和平宣言」，讓她的行動成為被送往臺灣進行審判的指控。在台北軍法處，已經六歲的兒子，被阿公帶來會面嚴水霞，但兒子卻拒絕接近她。阿公說因為他在學校被同學叫為「匪諜的孩子」，受到欺負霸凌，才導致如此。嚴水霞紅了眼眶，強忍眼淚。威權壓迫不只傷害她，也摧殘了母子關係與親屬關係。
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受到軍法殘酷審判的最終，導演還原了這段歷史的部分場景，嚴水霞見證丁窈窕被拖出去的那一刻。電影穿插著許多政治受難者的真實照片，他們面對處死時，都留下了一個難解的笑容。這微笑既是對自身信仰的解脫，也是對威權體制的挑釁，讓後人記住他們未曾屈服的精神。鏡頭前嚴水霞的燦爛笑容，對讀過這段歷史的觀眾，心都被重重的一擊。「若得冤屈，終得平反」。
先前嚴水霞在火燒島時常說：「犧牲會帶來力量」。在「特別接見」處死後，她寫給余杏惠的遺書，繼續說著：「當犧牲來臨時，我們微笑以對，因為這是反抗的最高境界。」透過嚴水霞的處遇，可看到白色恐怖時期，女性在政治與性別的夾縫中掙扎求存，並以微笑面對死亡，在威權之下身不由己，但心仍自由。在火燒島的風聲與浪聲中，她們的抗爭彷彿無聲的波浪，層層拍擊著威權的鐵牆。
性別與政治暴力的鏡像
《流麻溝十五號》透過女性的視角，深刻地再現了白色恐怖時期那段被刻意埋藏的歷史創傷，拋出對人性尊嚴與集體記憶的沉重追問。電影中，三位女性的命運交織，展現她們如何在威權與性別的雙重壓迫下掙扎求存，以智慧與勇氣對抗暴力秩序的無情壓制。這些故事不僅突顯了女性在歷史中的能動性，也讓我們看到，即使在絕境中，她們仍然找到了屬於自己的抗爭方式。更重要的是，影片指向了那些未被述說的真實：在歷史的陰影中，還有更多無名的女性，她們的沉默與行動共同挑戰了性別與權力的禁錮，重新書寫了女性在那段歷史中的角色。電影《流麻溝十五號》除了述說歷史，更像是一面鏡子，映照出威權壓迫下，那些沉默但不曾消失的女性力量。
白色恐怖時期的女性經歷，正是威權體制如何運作的生動縮影。她們不僅僅是政治迫害的受害者，更在「性別化」與「權力差異」的框架下，被賦予了更多的被操控與羞辱。電影透過細膩的敘事，提醒我們這些女性如何在暴力中展現韌性與抗爭，並將這些被壓抑的創傷記憶帶回公共視野。《流麻溝十五號》不僅讓我們感受那段歷史的傷痛，更激發我們對正義與自由的深層反思。民主與自由得來不易，歷史中那些被噤聲的個體，正是今日我們能夠坦然說話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