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個人的就是政治的。
從性別的角度出發，跨國遷移的現象是一種性別化的流動，性別關係與認同確實在人們跨越地理國界和其他社會界線的過程中產生變化 (藍佩嘉，2018)。王家的跨國遷移，原本是單身男性為了生計而到外地擔任移工，回國成家後，夫妻原本想要留在台灣，但是為了避開不可預期的政治風險，嫁雞隨雞，逃離遷移成為這個家庭不得不的決定。第一代王木永的資料雖然不多，但是舊照片中清楚可見男主外從事勞務，而女性也要加入勞務，以協助農作，同時也要負責家庭勞務、照顧小孩等等的性別分工，貧窮女性特別艱辛。除了從台灣跨越國界到偏鄉的日本，玉代在丈夫過世後，一肩挑起重擔，經營麵店，在性別與社會經濟階級規範僵化、界線清楚的日本社會，單親養大七個孩子。作為日本人眼中的「他國人」，在女性地位普遍低落的社會，身旁欠缺親戚家族社會支持系統的精神或是實質的奧援，貧窮、單親、寡母的玉代的生活和物質處境，想必承載難以言說的艱辛。對比日本同儕，移民第二代兒女成長過程也是充滿種族、社會經濟階級身分認同的挑戰。
片中88歲的玉代阿嬤回看過往，一臉平靜，喃喃自語的都是苦字，「想說年輕時那麼苦，老了，身體苦，生命怎麼這麼苦。」她憶起當年「常想著要怎麼活下去。」她說經營麵店時，她騎腳踏車，從石垣島的一邊，送麵到島的另一邊，但是「跌倒了、爬起來、把麵撿起來、再回去煮另一碗麵。」就這麼簡單的畫面，呈現這個台灣查某，務實的面對生命處境，沒有時間自艾自嘆。她的次子則憶起小時候，看著一個年輕人來麵店消費，藉酒鬧事破壞麵店的設備後離去，玉代衝出來追這個鬧事的年輕人，追了幾十公尺，然後拿木屐打他，警告他「不要以為我是寡婦就好欺負。」步入壯年的次子在幾十年後回憶，語帶尊敬的說「那個時候覺得，媽媽好強。」這個移民家庭即使入籍日本，但在日本社會現場，經常要克服因為種族、性別、社會經濟階級差異互相交織的歧視，女性主義主張「個人的就是政治的」，又一例證。
二、不斷更改的姓名，具現性別政治
講究傳宗接代的華人，一般在移民時，往往保留原本的姓名，改用當地的語言拼音，以英語系為例，大不了加個英文名字，但是保留華人的姓氏，以示不忘祖，因為大部分從父姓，展現對於父系家族祖先的認同。本片的移民家庭，在入籍日本時，選擇改名換姓，台灣的王姓家庭，變成日本的玉木家庭，日文發音Tamaki，王木永改成玉木真光，從而開始日本石垣島上玉木家族的歷史建構。日文書寫上有漢字，第二代的女兒注意到原來父親姓王，玉就是在王上多了一點。第二代的子女種族上雖是台灣的漢人，卻不會說父母語(臺語)，也不會閱讀和說中文，情勢使然，日本姓氏極有可能在一代後就徹底磨滅原生台灣姓氏的痕跡，說明有些人主張的姓氏認同、認祖歸宗(特別是父系宗族)的神聖性，終究是人為的建構。紀錄片中，他們掃墓是斗大的玉木家的墓，不是王家的墓，如果以此質疑背棄王家祖先，其實是庸人自擾，因為後代認同的就是玉木，玉木真光就是肇基祖，傳宗接代也是傳承玉木家族，日本傳統是長男至上，但是，每個家庭的故事都不一樣，片中繼承家業照顧母親的是次男，次男對於重金屬搖滾樂的兒子慎吾能否願意繼承，或是由誰繼續家業，要不要繼續經營家業，抱持務實的開放程度，這些都是對於父權體制的鬆動。
在父權文化重男輕女的漢人傳統習俗中，女人一生無名，不在原生家庭的族譜，也被預設走入異性戀婚姻，成為丈夫的附庸，冠夫姓，死後入夫家祭祀行列，往往只留下一個姓氏，例如石氏，男性的名字則清楚在族譜上記載，名字展現性別主體性，從此延伸孩子的姓氏權，姓名因此是性別政治的所在，一直是婦女權益中的重要關切。從名字出發，片中的阿嬤，一生都在「我是誰」的定位中流離，88年前她出生時，原名「王玉花」，三歲成為石家養女，被改為「石玉花」，結婚時，可能跟當時的婦女一樣冠夫姓，極有可能是「王石玉花」，入籍日本，再跟著先生改名換姓，最終名為「玉木玉代」，她的前半生無法決定姓名，在最後改名換姓也是服膺日本女人冠夫姓的傳統，這個不斷改姓的生命經驗，如何形塑她的身分認同，雖無從得知，卻真實的映現性別政治。
三、語言不只是語言，更是身分認同的印記
這部紀錄片主述者是玉木家第三代台日混血的玉木慎吾，透過高齡88歲阿嬤以及第二代的姑姑、父親等人回憶過往，呈現個別家庭以及個人的命運與時代政權的變遷，如何影響個別家庭和個人的命運，慎吾以日語說著他所知的家族故事，姑姑爸爸也是用日語，影片中同時有著阿嬤對著紀錄鏡頭說的台語、其他新聞報導片段中的華語等。因為這個紀錄片的相關介入，他開始比較有意識地想要去了解家族過往，跟著第二代的姑姑，陪伴家族最年長的祖母回到台灣探親，他成長過程中，對於阿嬤講台灣的事情，「我沒興趣聽，也聽不懂，很難想到有些事跟自己有關。」第一次踏上祖父母的故鄉，與不曾謀面的親戚相聚，卻語言不通，身為重金屬搖滾樂團到處演唱的慎吾，雖然公開認同自己一半的台灣人身分，但是要不要學台語、該怎麼跟台灣的親人保持關係、該不該回到石垣島繼承家族的商店，這些攸關身分認同的議題，成為他待答的生命功課。
我有點驚訝的發現，原來日治時代自動加入到石垣島開墾的鳳梨農，來自彰化員林附近。我兒時在彰化社頭的鳳梨田附近長大，親戚曾經也是鳳梨農，在我父母輩的年代，紀錄片裡的台灣阿嬤，原來極有可能是我的親戚輩。慎吾提到，他的印象中，小時候總覺得阿嬤很囉唆、嚴格，但是「只要台灣的歐巴桑來，阿嬤講台語，看起來就很快樂。」語言就是她身分認同的印記，這個觀察，讓我心有戚戚焉，想到身邊許多只會說台語的長輩，往往在國語的現場被消音。我的母親長於日治時代，只會說日語和台語，不會說華語，她一生只有在台語的環境下，最感自在、最能做自己。
當聽不懂台語的女兒、孫子陪高齡的玉代回台灣探親時，玉代必須一路擔任翻譯，兒孫才能與親戚簡單互動，值得注意的一幕是，當他們坐在日月潭欣賞原住民舞蹈時，慎吾才發現阿嬤聽不懂主持人的華語，慎吾因此提問「時代變遷太大，在自己的祖國卻語言不通，究竟是甚麼感覺?」在台灣民主發展過程中，過去獨尊國語的不當政策，曾經讓一個世代的台灣人在自己的國家卻語言不通，母語被打壓成為方言或鄉土語言，更製造無法言說母語的後代，母語文化嚴重流失，國語成為優位語言，在在影響族群身分認同。這個困境目前還是困擾著台灣的原住民族、新移民及其下一代。
為什麼玉木家庭第二代都不會說父母語(台語)？原來他們成長過程中必須極力隱藏自己的台裔身分。這是移民到他國的下一代普遍遇到的狀況，能夠掌握主流強勢的語言，才能夠融入社會，移民和移民下一代的身分得以安全過關，在一個對於移民不友善的社會，跟母國有關的符號，往往是要盡力掩飾、隱藏，不能說自己的出身，以免被毆打或是歧視，就是要讓自己徹底的同化，玉代的次子和女兒，分別提到小時候因為台灣人身分而被同學霸凌羞辱，拿石頭丟、叫他「台灣豬」，要等他在當地社會掙出一個事業，民主發展越開放，台日關係改善，次子說「我在成年後才說得出口我是台灣人。」女兒也說，明明小時候都聽媽媽講台語，自己卻不會講，因為講台語「會被欺負」，所以就不講，語言帶來的身分認同，曾經是她極力要避開的障礙。她與日本人自由戀愛，對方的母親則說絕對不能跟台灣人結婚，「開口閉口台灣人怎樣，」讓她非常不舒服，因此她跟對方私奔到那霸，「長男出生前一個月才去辦理結婚登記。」第二代雖然與日本同學不同種族，至少在外表上還可以蒙混過關，隱藏台裔身分還有可能，但還是遭遇到明示、暗示的種族歧視，若是在歐美白種人為多的台灣移民，黃皮膚黑頭髮的下一代，到學校、社會、職場，種族身分的差異印記，清楚如影隨形，無從隱藏，困境更大。換句話說，在一個敵視差異、恐懼仇外的社會，移民的生命經驗處處是障礙，身分的認同是必須隨時奮力掙扎的課題，值得關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