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別平等視聽網

1.相較於陌生案件，職場裡上司對下屬、或校園中老師對學生的性侵害與性騷擾案件，被害人揭露或求助時會面臨什樣困難？
2.職場與校園、或趁照顧或扶助機會的性侵害與性騷擾案件，何以會一再發生？是加害人個人行為，還有其他原因？

2017年10月5日，《紐約時報》刊登一篇由茱蒂．坎特（Jodi Kantor）與梅根．圖伊（Megan Twohey）撰寫的一篇文章，這是第一篇膽敢有證有據、公開揭露哈維．溫斯坦（Harvey Weinstein）性騷擾的報導，引爆 # MeToo運動，改變了世界，讓無數遭噤聲的性犯罪受害者說出她們的故事。電影《她有話要說》（She Said）即是改編兩位調查記者，所出版的《性、謊言、吹哨者：紐約時報記者揭發好萊塢史上最大規模性騷擾案，引爆 # MeToo運動的新聞內幕直擊》（She Said: Breaking the Sexual Harassment Story That Helped Ignite a Movement）。
哈維．溫斯坦（Harvey Weinstein）是米拉麥克斯影業的創始人之一，同時也是好萊塢圈內呼風喚雨的知名製作人，數十年來以支付和解金解決對女性員工的性騷擾、性侵害事件。該影片敘述Twohey and Kantor以及紐約時報記者團隊，從一則語帶保留的twitter貼文開始追查，採訪過程中權勢者的操弄手段，保密協定如何讓受害者被孤立與分化，以及如何逐一說服受害者願意出面接受採訪。2017年10月5日調查報導刊登，揭發傳聞已久，但卻缺乏證據的溫斯坦罪行，並且引發全球對性騷擾的究責行動：「#MeToo運動」，並促成大眾對這個縱容他的體制進行反思。

性侵害與性騷擾既是性別暴力，也是一種性別的壓迫。《她有話要說》揭露好萊塢職場權勢性騷擾與性侵害真相。從哈維．溫斯坦（Harvey Weinstein）對年輕女性職員的性侵害犯行可見，權勢性侵害與性騷擾的發生並非隨機或偶然，而是反映「性別」和「身分」交織運作的影響與結果特性。
1.多數男性加害者為權力較高者
首先是，男性加害者為權力較高者，權勢性侵是典型的「性別暴力」，依據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第19號一般性建議，基於性別的暴力「係指因婦女的性別而對之施加的暴力，或不成比例地影響婦女的暴力。此類歧視嚴重阻礙婦女在與男性平等的基礎上享有、行使其人權和基本自由，包括於身體、心理或性方面，施加傷害、痛苦、威脅，壓制和剝奪行動自由。」而「身分」則代表權力關係，階級的不平等使得身分與權勢地位較高者侵害較弱勢者、資深對資淺者施予權勢下的性暴力。根據MacKinnon(1993[1979]: 55)的說法，女性少有機會對男性施予性侵害與性騷擾，因為前者對後者工作機會的影響甚小；而女性在性行為的主動上也是受到壓抑的（引自張晉芬，2018）。這種利用職務影響力或趁著照顧或扶助之時機，即加害人利用自己的年長、職權、照顧身分等讓受害者與其發生性行為、或以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形構出「權勢性侵害與性騷擾」，女性下屬或處於弱勢地位的女性，更容易成為被害者，但卻因加害人「身分」而不敢聲張。
2.”he said, she said”權勢盲的陷阱與舉證困境
許多案例與研究均顯示，有別於看得見的暴力脅迫，權勢常被利用來作為一種將人陷入受害情境的武器，但又隱於社會文化中，例如職場上直屬長官對下屬掌握工作安排的權力，非直屬長官可能透過其他行政關係來影響；校園中指導教授、授課老師以成績作為要脅，又或利用學生的尊敬與崇拜來犯罪。性別與階級關係同時交織運作，權勢案件經常從表面看來，加害人行為可能並沒有違反被害人意願，但被害人乃是因處在其權勢之下，迫使無奈而不得不順從之行為。
由於權勢關係以及發生情境極具隱密性，舉證極其困難，長久以來被害人控訴性騷擾與性侵害的困境是墜入「he said, she said」雙方各說其話的迷霧，結果經常是在占據性別權力關係優勢的行為人勝出，因為被害人欠缺直接證據、可信度，加上案件處理人員若未若能辨識權勢如何運作，發掘被害人在情境逼迫下，此類案件就極可能掉入權勢盲，即雙方「合意行為」陷阱，忽略沒有脅迫的同意，才是真正性同意的展現。也因此，多年來職場上權勢性騷擾調查成立案件率相當低、司法單位權勢性侵案件起訴率、定罪率更低，顯示社會與案件處理人員相當需要對於「權勢」處境有更多的辨識與理解。
3.保護加害人，還是被害人？雇主與管理階段的態度與責任
《她有話要說》所揭露的不僅是哈維．溫斯坦（Harvey Weinstein）個人的性侵害犯行，更打開了權勢性侵害共犯結構的潘朵拉盒子，即體制如何保障加害者，卻對被害人極不友善。
一如哈維長年對不同的女性員工進行性侵害及性騷擾，但整個業界都對此現象採取姑息態度；哈維只需在職場持續施壓並且支付和解金，就能逃過法律制裁，加上保密協定的保護作用，更讓權力者有恃無恐、為所欲為。突顯出權勢案件鑲嵌於組織結構之中，亦即雖然性侵害及性騷擾是個人行為，但組織（雇主與管理階層）是否正視、如何界定行為以及認定該行為是否需要懲處的權力，在處理過程中是否偏向較有權力的一方，也就是加害人，有權勢者能夠持續性騷擾及性侵害行為的重要關鍵。如果組織刻意淡化事件嚴重性或忽視、不當處理、甚至將事件壓下來，都會讓被害人覺得申訴無用，性騷擾及性侵害事件也不會曝光。相反的，如果管理階層對於性騷擾及性侵害抱持零容忍的態度，也可能鼓勵被害人挺身而出，避免有更多的性騷擾受害人。換言之，被害人也會根據對於組織性別文化的理解或過去的處理經驗，權衡最小傷害結果。亦即在權力不對等的關係裡，受害者鼓起勇氣舉發卻徒勞無功，或遭到更多壓迫的經驗，會讓其他受害者的舉報意願大大降低，故而傾向對於不平等關係的順服或自行化解被性騷擾及性侵害的困境。
4.權勢體系中打擊加害人、保護被害人
《紐約時報》得以報導揭露哈維．溫斯坦（Harvey Weinstein）犯行，除了來自於記者團隊不斷追查，更重要的是被害人勇敢公開說出來，讓權勢體系中的加害者曝光。對於權勢性侵害與性騷擾防治，國家有責任採取積極行動與措施。我國《刑法》第228條「利用權勢性交罪或猥褻罪」，規範在權力不對等的關係之下，被害人因怯於親屬、監護、教養、教育、訓練、救濟、醫療、公務或業務等關係，而與加害人發生性交或猥褻行為。此外，2023年性騷擾防治三法再次修正，增訂權勢性騷擾類型及外部申訴與監督機制，並且情節重大的最高負責人、主管停職或調整職務的暫時措施，以確保事件調查過程獨立公正，不受加害人權勢影響，讓被害人能夠勇於申訴。此外，採取分層級處罰行為人，新增民事懲罰性賠償，對利用權勢者、雇主加重最高5倍；刑事部分則新增利用權勢犯性騷擾罪者加重其刑1/2。藉由加重雇主與權勢行為民事、刑事責任與罰責，解構權勢組織系統共犯結構。
對於權勢性侵害與性騷擾案件與被害人，社會需要更多的認識與理解，認識性別與權勢關係本質與桎梏，「only YES means YES 」，只有在未被脅迫下的同意，才是性同意權的展現，如此才能真正用來打擊加害人、保護被害人。

1.哈維．溫斯坦（Harvey Weinstein）為什麼能夠持續性侵害年輕女性職員，又逃過法律責任？為什麼被害人雖然痛苦與憤怒，但仍然選擇噤聲？
2.「only YES means YES 」，未被脅迫的同意，才是性同意權的展現，社會大眾如何避免落入權勢盲的陷阱？

范國勇、張妙如、王秋嵐（2020）。破除「權勢盲」看見被性侵者困境。現代婦女基金會。 https://reurl.cc/L43k63
張晉芬（2018）。為何無法消除敵意工作環境? 分析醫院內處理性騷擾事件的權力運作。社會科學論叢，12(12)，頁1-42。 https://reurl.cc/N4j7Q9
Jodi Kantor, J., & Twohey, M. (2021)。性、謊言、吹哨者。（游淑𡶶譯）。麥田。（原著出版於2019年）
https://reurl.cc/K4kal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