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父權家庭與婚配模式
在阿紫與阿龍這對跨國婚姻，可看到性別、國籍、階級的多重糾結關係如何作用在他們身上。性別在與其他社會結構交織之後，反映出的情況往往變得更為複雜，特別是與婚姻家庭有關的部分。首先，就婚配模式來說，父權家庭的婚姻預設模式中的性別文化，往往指向女性離開原生家庭、原生國，「嫁進」先生的家庭、先生的國家。因而，婚姻之於女性，可說是從一個父權家庭離開，進入另外一個父權家庭的過程，她需學習新家庭中的互動模式、情感規則，以及適應新家庭中的權力位階。女性因婚姻而遷移，「呈現了權力空間的不對等配置」（藍佩嘉，2018），讓我們不禁提問為什麼婚姻中移動的必然是女性？而不是男性？是否有其他的可能？什麼樣的條件才能產生其他的可能作法？然而，跨國新移民女性的跨國移動，一方面雖顯示女性因婚配模式在兩個國家間的移動，另一方面卻也呈現出女性藉由婚姻移動而展現出的能動性，促其改變了生活整體。
在阿紫這部紀錄片，除了看到婚配模式對女性的作用之外，也可看到另一個傳統父權婚姻對已婚女性在家務勞動的規範及期待與阿紫外出打工間的衝突。進行跨國尋找配偶的男性，多為經濟邊緣的農漁村子弟與勞工階級（夏曉鵑，2002），多數受到父權家庭的殷殷期待，要求其娶老婆、生兒育女傳宗接代，以及奉養年邁雙親。家的傳承與維繫，依靠兒子娶妻成家立業來貫徹，父母無不將此視為兒子進入安定生活的開始，對要入門的「媳婦」挑選嚴格。一旦妻子進門後，就得承擔起家庭中大部分的家務勞動，照顧家中老小。此一婚配模式與對女性再生產勞動的規範，至今依舊是婚姻家庭的主流模式。而已婚女性面臨外出工作與小孩照顧的兩難，若家庭中沒有其他支持力量，或是政策提供的托育資源，常會造成困境與衝突。這個兩難困境的出現，女性為不再讓自己成為依附先生經濟的弱者，顯示女性經濟自主的實踐，需與婚姻家庭中的多重權力協商，乃至於承受道德論述的壓力。
二、「性別」的作用
我們在阿紫與阿龍的婚姻，看見了多重結構擠壓在他們夫妻身上、在他們的家庭裡。這些性別與不同結構交織後的擠壓，有些以相互壓迫的形式出現，有些以衝突的方式爆發、有些以適應的過程慢慢消解，例如：
1.跨國婚姻遷移者的社會資本斷裂與重建：
東南亞女性經跨國婚姻進入台灣後，在原生國所具有的人際網絡、教育資本等不一定能轉移，常面對社會資本的斷裂情況，需在異國重新學習與積累。近年新移民生活與輔導課程普及，卻可能有城鄉資源差距與課程可及性的差異，例如新移民需學習識字班的華文，又需學習婚姻家庭中慣用的閩南語、客語等。語言與在地文化的學習需時間的沉浸，片中阿紫夾雜閩南語與越南語陳述自我，她的「在地閩南語」的講法與內容是以在地女性的表述方式說出（雖有口音），顯示阿紫的閩南語多從生活互動中學習而來的。
2.女兒承擔原生家庭的責任：
早期女兒不僅不被原生家庭期待改善家庭經濟，社會也不期待女性在婚姻家庭中經濟自主，也不接受女性婚後持續經濟支持原生家庭。片中阿紫父親的幾次自白說道，當地工作就業機會的短缺，對於阿紫跨國婚姻需負起改善原生家庭經濟的責任，他也感到無奈。阿紫經由跨國婚姻在階層化的世界體系中的空間上嫁，正好遇上台灣農漁業缺工階段，她說：「很辛苦，但可以賺錢，只要願意工作就可以賺到錢」。她自主地承擔起父母親經濟的改善，但原生家庭成員並非只有父母親，也包含了兄弟等手足，這部份成為阿紫與阿龍的衝突之一。已婚女性的原生家庭期待跟婚姻家庭的期待，所形成的拉扯，在跨國婚姻中更為鮮明。
3.傳統婚姻家庭對媳婦、妻子、媽媽的要求：
對阿紫的「媳婦與妻子角色」的期待壓力，分別從阿龍、婆婆與先生大哥三個方向而來。社會將母職跟子女照顧相互綑綁，使得已婚女性的外出就業壓力不同於已婚男性。片中婆婆不隱藏的表示「媳婦去外面工作，放小孩在家裡，很沒有責任感」、「孩子沒有母親的陪伴，很可憐」，斥責阿紫未善盡照顧小孩的母職責任。另外，先生大哥對阿紫的使喚，將其視為應是家中可支配的、閒暇的勞動力，應該幫忙他（他們家）招待朋友。阿紫不是不知道婚姻家庭對她的期待，但她自己也困在兩難之中，她說雖然先生的蒜頭種植工作非常忙碌，但她希望他也能關心子女功課，尤其面對子女的課業輔導，身為新移民的阿紫根本難以因應。
4.阿龍雖有著作為兒子與先生的為難，卻也具有跨國婚姻中的性別優勢：
阿龍一方面理解阿紫外出工作賺錢改善原生家庭經濟的行動，另一方面也懂母親對媳婦的要求，但這兩條不同方向的期待，在沒有其他的支持系統輔助下，在阿龍身上就會以壓力與衝突形式爆發出來。阿龍理解阿紫外出工作賺錢為了改善原生家庭，為降低衝突未讓母親知道阿紫匯回家的實際數目，但他也同時認為經濟支持該有限度與範圍，在理解之餘，請阿紫把工作辭掉，但阿紫堅持不要。阿龍說：「一個是我媽，一個是我太太，我夾在中間」，呈現他的為難。跟阿紫在外出工作、匯錢回原生家庭、子女照顧間的衝突，阿龍直言看得很開，但不免依據婚姻中的性別優勢位置說：「如果你要離開，也可以，我已經看得很開，….但我不會讓她帶走小孩，…看她以後怎麼面對小孩」。
前述這些性別的作用，也可從兩種生產勞動的途徑來進行討論：
1.婚姻內的生產勞動歸屬：
片中阿龍種植蒜頭，這些農事生產勞動歸屬都會計為阿龍的或夫家的收入，阿紫很難動用這份收入供應原生家庭的經濟所需。她意識到自己的勞動力是有酬的，她說：「蒜頭要拔草，都是我在做，不用再雇人」，唯有讓自己外出接工作，這份薪資才屬於自己可支配的範圍。
2.家庭內的家務勞動誰作：
舉凡三餐、清潔打掃、子女的接送、照顧、課業輔導，雙親照顧責任等家務勞動，該由哪些家庭成員來分攤？如何分工才不會讓責任都重壓在女性身上？
三、看見性別、看見彼此
當阿紫與阿龍就婚姻中的衝突與協調，相持不下之際，來自周圍四面八方對女性的普遍污名卻持續不斷，包括大人們以社會案件警示女性貪婪金錢的後果、小朋友們講同學媽媽離婚與離家出走，說這樣的媽媽很壞。二元對立的、歸咎式的看法，無助於理解處在性別結構僵局中的任何人。本片鋪陳阿紫與阿龍的幾條衝突軸線，包括跨國新移民經濟支持原生家庭、已婚女性外出就業、母親跟子女照顧責任的綑綁等議題，在過程中雖然他們歷經許多爭吵，但他們還在與傳統父權家庭的性別階序、角色分工進行討價還價。
性別與多重結構作用在阿紫與阿龍身上，他們既要維護自我的能動性，又要兼顧來自傳統性別的期待與壓力，若行動者能對性別結構的察覺，開啟對話與討論，從相互理解到協商解決方式，是不被衝突淹沒的可能之一。此外，我們也值得再思「媳婦」、「母職」、「好媽媽」與「家庭照顧」連結的刻板印象，讓男性也能投入親職照顧與家務勞動，性別友善的精神與環境才能走入家庭生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