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可以從種族、性別與階級三個軸線分析這部電影，這三個軸線之中，性別--種族--階級三者呈現交錯複雜的關係。在電影中，女工的黑人階級與白人中產階級女性兩個族群的對比：美國白人中產階級女性在性別觀念上相當的傳統與無知、卻在階級上相當自負，比較之下，黑人女傭則是表現為堅強、深具智慧、溫柔寬厚、照顧付出且具母性生命力。在片中，白人母親要求史基特相親，臣服於傳統「女大當嫁」的婚姻觀念時，黑人女傭則是鼓勵史基特追求女性獨立、勇於發展自我；當白人中產階級女性忙著打牌，不願意對小孩付出愛心與關心時，是黑人女傭真正照顧並瞭解（白人）孩子的需要。電影用一些誇張的方式來嘲笑白人女性的無知與歧視態度：不可共用白人廁所、白人恐懼黑人身體充滿病菌、以及任意解雇女傭等。相對於此，黑人女傭對於白人的嘲笑也從未停過，他們躲在廚房中偷偷嘲笑白人女性衣著品味、以「加料」食物來報復白人雇主的惡毒對待。電影也嘲諷白人社會發起的種族「慈善活動」虛偽 --- 白人女性對於遠方非洲兒童進行的慈善募款餐會，卻苛刻的對待身邊的女傭；慈善募款只是白人有錢階級建立自我良好形象的手段，卻無助於改善種族壓迫的社會結構。我們可以看到，與主流的好萊塢電影總是建構白人女性為「理想女人」（回顧好萊塢電影的歷史，金髮白人女性通常是好女人的典型，有色人種女性則呈現刻板印象為女僕與奶媽的愚笨丑角），黑人女傭卻是被表現為原始、野蠻、無女人味的肥胖，這部電影則以一種「政治正確」的趨勢，強調黑人女傭階級的「優點」。例如，她們是替代白人女性的照顧者，有著來自種族「天生」的智慧與寬容，相對於白人中產階級女性（女主角之一，希莉）的幼稚、保守的、自私與虛偽。
藍佩嘉教授在臺灣外籍移工研究《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台灣新富家庭》（2008）書中，以「女人何苦為難女人」一詞作比喻，談到種族與階級差異銘刻在相同性別的女性身體上，卻有著相當複雜的相互壓迫關係。東南亞幫傭/有色人種女性被建構為社會的種族階級「她者」，而臺灣中產階級女性卻因為在家庭中的主婦/媳婦角色而成為與其對立的雇主。《跨國灰姑娘》書中也指出臺灣中產階級女性並非能跳脫父權社會的枷鎖，中產階級職業婦女為了要兼顧工作與家務勞動（媳婦角色），透過女傭來「外包孝道」以轉移壓力。我們可以看到，同樣作為女性，漢人與外籍幫傭在父權社會的私領域/家庭中，擔負著類似的角色---都被綑綁在家務勞動領域中，但是，種族與階級壓迫卻落在女人與女人之間赤裸的進行。在《姊妹》電影中，白人中產階級女性表現的愚笨自私，使其對種族歧視沒有反省能力，而白人工人階級女性（受到其他白人中產階級排擠）卻跳脫了種族歧視的「原罪」。相較之下，電影中卻很少呈現白人男性主宰的美國社會，在公共領域的種族暴力（電影中稍提及當時的種族隔離學校與醫院）。
與臺灣東南亞移工處境比較不同的是，六零年代美國種族主義下的黑白人衝突，全面深入於美國日常文化中。電影中的一段經典對話，呈現了黑人種族感受到的「白色恐怖」，非言語能表達的氛圍才是黑人最深沈的痛苦來自於「白人的監視」：
史基特：關於我想寫的那本書。我想要訪問你。………我知道這令人害怕。
愛比琳：白人放火燒了我表妹香霓兒的車，只因為她去投票所。
史基特：以前從沒人寫過這種書。
愛比琳：這是有原因的，與其答應你不如燒了我的房子。
史基特：我保證我們會很小心。
愛比琳：光這樣就夠危險了，史基特小姐！你不懂我最怕什麼，比種族隔離法更怕。（此時身邊有白人女性帶著懷疑眼光，看著兩人說話而走過去）
史基特：這是我的電話。我有車，我可以載你回家。
愛比琳：不，女士。
（接著，電影開始出現史基特閱讀密西西比州的法令---「不得要求白種女性看顧安置黑人男性的病房或室內。白人和黑人學校不得交流書籍。但可繼續讓同一人種使用。」）
比種族隔離法律更為危險的是，黑與白人的「聯盟」令人懷疑，且可能使黑人陷入危險處境。白人想要幫助黑人的「好意」，卻可能陷黑人於不義，史基特想要藉由寫作來揭發不正義，卻使得黑人倍感威脅。處於白人種族社會的黑人群體，長期遭受到「白人種族凝視」（racial gaze）的暴力經驗，使得黑人對於自身的黑人認同「自我他者化」。亦即，黑人的正面自我認同在種族歧視的社會下，充滿了自我否定與矛盾，既是想反抗白人種族暴力，又經常會以白人的眼光看待自己。當然，種族歧視的情況，將會隨著社會進步而有所改變，當整體社會越文明、種族歧視的程度越低，有色人種就越能因為社會認可，而出現更有正面意義與價值的種族自我認同。
此部電影的中文名稱譯成「姊妹」，也凸顯了黑人女性在困境中互助而集結力量的重要性。在西方八零年代的婦女運動中，姊妹情誼一詞（sisterhood）被提出來對立於父權社會兄弟關係結盟（brotherhood）概念，以此強調女性團結以抵抗男性社會中的分化。在婦女運動的歷史上，黑人女性主義者在第二波女性運動之後對此提出質疑，指出以白人觀點為主的「姊妹聯盟」，經常忽視黑人女性的想法與黑白種族之間的文化差異。同時，也可能化約了黑人族群之間的複雜性。
因此，電影強調受壓迫女性，尤其是黑人姊妹開始「書寫經驗」的重要性。女性開始書寫自己的經驗與對公眾發聲，在婦女運動與女性主義理論中，一直是匯聚反抗力量的基礎。由於女性與所有被壓迫者類似，都是在「男性」（Man）的大歷史敘事中缺席。所謂的歷史書寫呈現的大多是帝王、將相的歷史或者資產階級的歷史，我們不會看到母親、女工、女同性戀、殘障者的生活經驗被正面的呈現在正史中，而女性（或者女同性戀者）的生活經驗被忽略的結果，就是很少被紀錄與流傳。書寫黑人女傭的故事，在本電影中成為發聲與行動的開始；黑人姊妹的互助與團結也成為打破沈默的第一步。但是，在這部電影中黑人女傭「需要」白人女性作為代理書寫者，甚至連史基特也需要匿名才能出書，這算是有效的「集體發聲」嗎？在真實的世界，白人社會媒體狗仔隊不會反擊，甚至搜出真正的反抗者而使其受到懲罰嗎？（例如，電影中提到的三k黨在街上隨機殺害黑人的恐怖行動）或者，這種抵抗能持續多久？破壞力有多強？如印度學者Spivak所提出的問題：「受壓迫階級能發言嗎？」如果將這部電影定位為是黑人女傭族群的代言者，那麼我們可以問到，有哪些是沒有說出來的部分？這樣的代言足夠表達黑人女性種族暴力的沈痛歷史嗎？回到臺灣脈絡，外籍女傭與看護移工又是在什麼樣的工作環境，承受著臺灣種族歧視、勞動體制不公與全球化流動的貧窮問題？電影看完了，我們對於對種族「她者」的關注應該持續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