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描述的女主角金智英，是1982年南韓出生的一般平民女性，作者趙南柱從女性觀點出發，呈現了金智英從出生、受教育階段、大學時期，到進入婚姻家庭與工作等階段的生活世界。從女性視角出發，金智英的母親世代與祖母世代的故事，也真實地呈現了二次戰後不同女性世代的集體記憶。以書中描述韓國社會重男輕女的現象為例，金智英出生時正當韓國實行節育政策時，1980-1990年代初，女嬰墮胎現象使得性別嚴重不均。在金智英爸爸與婆婆都期待生兒子的觀念下，當聽到可能生女兒時，回應媽媽的說法竟然是「別說觸霉頭的話」。金智英母親孤立無援，只能自己默默跑去墮胎。
母親獨自一人前往醫院，默默將金智英的妹妹「拿掉」了，雖然這一切都不是母親的選擇，卻得由母親全權負責，當時母親身心俱疲，身邊沒有任何一個安慰她的家人。……幸虧有醫師婆婆對她說的那句對不起，才讓她不至於哭到傷心欲絕、失去理智。
二次戰後韓國女性的生活經驗故事，反映了發展中國家的出口導向經濟與廉價勞動力在家庭使用的場景。這些狀況台灣讀者可能也感到熟悉，像是金智英的母親吳淑美外包捲門窗密封條的工作，就類似六、七零年代台灣的「客廳即工廠」。女性除了要包辦家中所有事情、照顧小孩與老母親，還要想盡辦法替家中賺取額外收入，這就是家庭代工的由來。「客廳即工廠」現象在台灣非常普遍，五、六年級世代，不分本省外省的台灣人，記憶應該都猶然清晰---家裡堆滿聖誕老公公吊飾，需要大家一起黏貼、紙糊的信封、燈泡等代工品，小孩一邊幫忙做手工，一邊看電視，打打鬧鬧的場景已經成為台灣人集體記憶的一部分。
金智英的母親在七零年代從農村北上首爾紡織廠當女工，放棄學業卻給哥哥弟弟繳學費；當時很多女工進入滿佈白色灰塵的工廠上班，許多人卻罹患肺病。在台灣，七零年代有美國RCA公司「臺灣美國無線電股份有限公司」來台灣投資，造成土壤與地下水污染，導致上千名女工罹患各種癌症。這些RCA工廠女工們同樣的是北上工作、白天工作，晚上讀夜校，薪水全數交給家長，而女兒們犧牲自己資助男丁，是因為「男丁有出息才能為家庭爭光」的時代觀念所致。同樣，我們在台灣也經常聽到母親世代的長輩們，訴說著自己無法上大學或犧牲夢想的遺憾(註1)。而這也是女兒們會常常從母親口中聽到的故事。
頓時間，金智英覺得自己宛如一塊體積雖小卻奇重無比的石頭，緊緊壓著裙角，使母親無法繼續向前。
不論是金智英母親當低技術女工，領取低薪資，或者是金智英自己進入就業市場的種種困境，在職場上遇到升遷或家務分工的問題，是性別不平等的最重要問題。女性因為帶小孩被迫離開職場一段時間，使得二度就業的選擇更為狹隘與困難，通常，女性只好被迫進入低薪、低技術、替代性高的兼職工作。女性犧牲自己的專業與興趣，進入這類彈性工時的兼職工作中，沒有專職勞工應有的福利與保障，亦無成就感可言。
在這本書的很多地方，讀者會看到「最好不要雇用女性」的話語一再出現。在韓國社會的女人不太願意請育嬰假，但如果因為生小孩而辭職、請假、或因為小孩生病需照顧而請假者(註2)、經常會聽到男性主管說「早知道儘量不要聘女性職員」。在書本的最後一章，金智英的心理醫師寫下了他對金智英與自己妻子因為家庭小孩被迫離開職場的辛酸與種種觀察後，他感嘆的說到，自己身為四十多歲男性，要不是身為心理醫師，可能永遠也不知道女性作為生育與生產主體的狀況。他提到希望金智英與妻子都可以找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之後，卻以一個中產階級男性主管的觀點，作了一個非常諷刺的總結：
所以不論是多麽有能力，表現優秀的人，只要解決不了育兒問題，女職員都免不了帶來這些困擾。我暗暗決定，下一個人一定要找未婚單身的才行。
性別不平等與女性受壓迫歷史難以改變的原因在於，性別平等經常只是心裡想想、嘴巴說說，且淪為口號。父權社會中具有權力者，無法落實具體行動來改變女性處境，讓母職身份與工作兩者兼顧，只是口頭說尊重，完全無用。心理醫師儘管反省到兩性不平等，卻仍然以「女職員＝比較可能造成工作困擾」的說法來排除已婚生育女性的工作機會。
問題到底出在哪裡？當缺勤或請假被視為「困擾」，使得女性離職率增加時，難道不應該在法律與政策上，更加保障女性工作的權益？除此之外，金智英自己也發現，「增添人力才是解決之道」（p.121 ）。當女同事、女性後輩一個一個離開職場，金智英公司的女組長也發現，經常性的加班和週末工作、出差等，都是人力不足所引起（韓國已婚女性每五人當中就有一人因為生子育而辭去工作）。雖然申請產後休假與留職停薪，都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但是當其中一位女性非常拼命的工作而不使用這些休假保障，卻會使得其他女性不敢用這些與母職相關的休假。資本主義社會為了節省人力成本而導致勞工陷入彼此競爭的環境，弱勢女性（單親媽媽或貧窮女性）卻經常是最容易失去工作保障的一群。除了工作中的狀況，家中的勞動分工也使得女性背負更多負擔，成為老闆眼中的「困擾者」。如同金智英對她先生說：「可以不要再說『幫』我了嗎？幫我做家事、幫我帶小孩、幫我找工作、這難道不是你的家、你的事、你的孩子嗎？」在家中，所有的育兒家事責任落在女性身上，同時，工作場所也無法友善的接納母職（公司除了有育嬰室，也應該有托育服務），使得女性負擔加倍。解決之道，是讓男性請育嬰假（親職假），共同分擔無酬家務工作、加上社會平等意識提升、公司內具備完善的托育服務，才能讓有才華的女性繼續留在職場的方法(註3)。
男性父權兄弟結盟：排除女人的公共領域
其實，《82年生的金智英》是一本過於「優雅」的描述父權壓迫女性的書籍。在其中，男性父權社會的兄弟結盟關係對女性參與公共事務的排除，書中很少提供著墨。金智英在大學時期參加的登山社男同學，雖然將女同學視為珍寶，公主般悉心照顧，不讓她們提重物，但卻從不讓女性當社長。他們說：「妳要我說幾次才明白呢？女生不能當社長，這職位對妳們來說太辛苦了。妳們只要乖乖待在這個社團，對我們來說就是莫大的力量」。這種說法暗示，女性只要「乖乖地」、「安靜」的活著，當個洋娃娃被寵愛就好，而當男性霸佔權力位置時，女性也應該「自動」讓位。在登山社，男性社員甚至有自己男性畢業聚會卻不讓女性參與，而這種排除女性的聚會，通常就是純男性權力核心協商決定重要事項的時刻，而女性就算可以在場「參加」，也通常被排除在決策圈之外。
類似的父權社會男性結盟的例子，在金智英學姊的故事中清楚可見。成績優秀且榜首的學姊想要進入某公司，他們卻錄用全男性而不選擇優秀女性 --- 「教授們的口徑一致，都是以企業招募男同學為由，解釋著因為將來男同學會成為一家之主，這些機會也算是他們當完兵的補償等」。而在學術圈很多類似案例中，我們看到很多的性別研究學者與課程，都以「不重要」為名，使女性學者被排除於主流學術圈之外，連帶性別教育扎根也都受到影響，使得結構性改變更難達成。
另外，金智英再怎麼努力，核心幹部選拔也都是以男性為優先，這種職場玻璃天花板效應，來自於以男性兄弟關係結盟為主的父權文化觀念以及結構性的性別歧視，使得女性在一開始就與男性機會不平等。父權兄弟關係的結盟經常是男性集體對女性（或性別少數如同志等族群）的嘲笑、恐嚇或排除的情況，而這是男子氣概的社會中，男性「大老」文化與幫派式的兄弟關係結盟的負面作為。正面的結盟關係應該是女性、弱勢團體、男性或同志，都能在共同討論後參與並增進公眾的利益，例如，共同找出針孔偷拍者，或者是改善親職假與勞動條件等，對於社會就能發揮很好的示範效果。
結語：不再沈默
書籍開始與結尾處都提到金智英生病的原因，醫生將其診斷為典型的產後憂鬱症延伸到育兒憂鬱症。金智英的病症是，突然變成另一個人，完美且徹底變成另一個女人，這暗示了金智英的沈默與壓抑是她生病的原因。在神聖化的母愛之下，女性作為母親角色的實際狀況，卻經常被忽略。母愛很偉大，但不代表女性作為母親的工作與負擔以及分工不平等問題，可以以神聖光環來取代。與母職相關的問題包括，女性工作與二度就業、生產的醫療過程中，懷孕或生產被過度醫療化而導致的問題，生兒子的壓力、家務分工與媳婦角色的孝道期待、母親教養子女的責任等。沈默於男性「大」歷史中的女性聲音，至今幾十年才以微弱低吟的聲音開始被聽見，《82年生的金智英》就是一個發聲的案例。雖然在歷史上，已經有很多女性不斷的抵抗，從父權桎梏中努力出走，男女都有責任更努力，創造人類完全平等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