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承擔大部分家事，仍是跨世代的共同困境。
1986年英國童書作者顯然是不忍看見女性成為無臉的家僕，因此以童書教導男生也應該投入做家事，以及女生當自強，主動抗議，爭取家內的平等。出版至今，三十多年過去，性別人權在許多民主國家獲得相當的進展，女性投身各行各業，但是，回到家庭，社會學的研究顯示，長期來看，不管是否投入職場就業，女性依然承擔大部分的家務工作，至今仍是所有社會共同的現象。
以台灣為例，相關的立法保障不同性別的人在工作場所的性別平等，但如果回歸到個別家庭，家務分工的議題，往往是父權文化性別關係再製之所在，家庭內性別關係的改變，比起工作場所性別關係的改變，更為緩慢。以台灣為例，根據2015年「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工作與生活題組的資料，即使都有正式的工作，女性每日做家事的時間是1.7小時，大於男性的0.9小時，幾乎是男性的一倍。另外，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2016年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統計結果，15歲以上有偶（含同居）女性之平均每日無酬照顧時間，共計3.81小時，其丈夫(含同居人)僅為1.13小時，其中女性照顧子女、照顧老人、照顧其他家人計1.54小時，做家事時間2.19小時，在在反映傳統由女性承擔家務處理、教養子女的工作。此外，臺灣目前非勞動力人口女性502萬人，男性320萬人，料理家務女性占50%，男性占1%，男女占比差異大，呈現性別刻板定型分工對我國女性參與勞動市場的不利影響。[i]
教育機會的提升讓女性得以大量參與有酬勞動，女性因此得以具備經濟獨立的機會，也可以自我成就，相對的，自然減少女性從事家務的時間，傳統父權文化「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觀念如果不改變，身兼母職、妻職的就業婦女，則會面臨內外都要兼顧的壓力。性別化的家務分工依然是常態，加上天生母職的刻板印象，讓許多職業婦女主動或被動承擔照顧嬰幼兒及孩童的教養責任，甚至當孩子長大，她們繼續承擔照顧年長的父母或是公婆的責任。雖然性別工作平等法提供友善的家庭政策，賦予男女受雇者可以申請育嬰假，或是就業保險法中父母都可以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津貼，但是，申請育嬰假者仍然多數是女性，前述所提現實往往是婦女就業發展中的主要羈絆。
換句話說，雖然台灣整體的性別人權有傲人的成績，國家有保障性別相關的立法，女性就業率高、教育程度也高，女性參政的比例也相對的提升，從政治、勞動、教育的向度，性別看似很平等，但落實到個別家庭內的性別關係，參與中研院針對台灣家庭追蹤20年的「家庭動態資料庫」計畫的于若蓉則指出，「從家庭面向的問卷資料，看到的並不是這樣。」過去20年長期的研究資料顯示，無論妻子有無工作，丈夫做家事的時間都差不多，代表家務分工存在著性別差異，職場、家務蠟燭兩頭燒，仍是台灣跨世代已婚女性的現況。[ii](wang, 2019)
意識覺醒家務分工不公平，才有改變的可能。
一張圖勝過千言萬語，本書封面插畫，一個沒有笑容的女性奮力背著笑容可掬的丈夫和兩個兒子，形同不可承受之重。本書的關鍵轉折是作者安排她的意識覺醒，當女性採取自救的行動，在本書中的離家出走、家事罷工，才有機會讓家人察覺不能將女性照顧者視為理所當然，也讓男人有機會發現，為了活下去，原來自己也有能力做菜、做家事，只是要不要做的問題而已。藉由留下的字條「你們是豬」，呈現女性覺醒自己被傳統性別角色壓迫，表明自己不想要被壓垮、繼續蠟燭兩頭燒的日常。本書中可見她的兒子年紀夠大，早就應當學習自己鋪床，做好份內的工作，她跟丈夫都一樣在外面上班，她不應當回到家要輪「第二班」[iii]，讓丈夫理所當然翹腳休息或是攤平看電視，等著她的伺候，導致她跟丈夫之間存在著休閒生活的差距，更不用說做女性自己感興趣的事情。讀者不免好奇，為什麼她要忍耐那麼多年?
學習做家事，其實就是學習個人如何生活的能力，但是，如果家中的女性繼續臣服於獨攬家事的宿命，男孩耳濡目染，學習到家事就是媽媽、妻子的事，男孩不只被剝奪學習自我照顧的生活能力，成長後也會用不平等的家務分工態度面對婚姻，家庭成為一個製造性別不平等的工廠，透過家務分工，女人和男人各自達成性別的分野。這個關切性別平等的男性作者，安排讓故事中被父權文化「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角色壓迫的女性，有機會覺醒，體認家務分工的不公平，同時拒絕允許自己持續維繫這個不公平的狀況，因此才有機會點醒丈夫、兒子，讓他們也覺察不公平，因此願意主動共同投入家務，讓家庭成員的關係有機會更平等。
重建一個家庭關係民主化的文化
女性教育機會提升，走入有酬勞動市場，經濟可以獨立，連帶的有機會提升自己在婚姻家庭中的協商能力，但是，不是每個家庭都可以順利協商改變。本書的女主角離家出走，丈夫兒子才發現過去不知珍惜妻子、母親的付出，願意以行動悔改，加入家事行列，女性個人的覺醒以及從而採取的改變行動，確實重要。但是，在性別教育研習場合，這個橋段則召喚出不以為然的回應，有的女性直接表明「這個外國故事太樂觀了吧，我們家說了，也沒有用，我自己做比較快。」，習得無助感，展露無疑。也有人擔心，離家出走會帶來更大的問題，例如誰要照料孩子上學，有的擔心長輩對女性愛計較的責難。前述這些回應，呈現女性清楚知道家務分工不公平，但是她們也深刻理解條件如果不俱足，自己難以有效的行動改變，換句話說，不同年紀、婚姻狀態、有無小孩、小孩年紀、配偶的工作性質、家中經濟條件、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等等，都會影響女性決定要不要或是如何採取改變的行動。
有關家務分工的研究也指出，女性做比較多家務的現實，不表示女性或男性必然認為這樣的家務分工不公平，男女如何評價個別家庭內部家務分工是否公平，呈現複雜的、動態的家內互動，每個家庭的關係脈絡有別，當事人衡量公平與否並不是依照各一半的數量，而是彼此相對的付出與主觀感受的回報，以及個人如何合理化。但是，如何改變社會至今依然存在的「男主外、女主內」的刻板觀念，讓民主關係成為整體家庭文化的主流價值，而不是讓家務分工的議題，持續停留在個人、個別家庭層次的問題，應當是進步國家努力的方向，除了更性別友善的家庭政策，國家有責任透過其他各種途徑，改變社會既存天生母職、家務分工女性化的刻板印象，更積極的從立法或是政策上鼓勵男性投入參與親職、家庭照顧責任，整體社會家庭性別關係的民主化才有可能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