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日本殖民政府，廢除了牽制女性行動自由的纏足習俗，興辦女學以增長女性知識、同化婦女思想，確實給了女性知與行的權利，也開啟了婦女的知識與就業勞動。但不可避免地，也產生了因就業勞動而對立的性別和種族難題。百年前台灣職業婦女在職業取得和就業過程中，就已經面臨錯綜複雜的處境，其中有性別權力關係、性別差異、還有職業群的階級變化、殖民政府的種族歧視等等。透過對這些職業婦女的深入描寫和處境辯證，我們看到了婦女於就業與勞動場域中的「交織性」處境。職前訓練、就業機會、工作執照、家世、教育資歷背景、同行中的異性與同性競爭、種族與性別差異所影響的薪資待遇等等細緻的圖像。
2.進入職場工作，讓女性有機會汲取新知，進而影響她們的思想價值和行為規範，也改變了女性的生活空間、與異性互動、婚姻自主、社群網絡間的權力位置。特別是自由婚戀選擇的發酵，幾乎在各行業的職業婦女身上都可以看到。即便主要還是透過媒妁之言，她們依然勇於拒絕讓自己看起來像出售物品的「婚前偷窺」，也勇敢地選擇逃婚、拒婚、離婚、遲婚或單身，不僅挺身挑戰傳統價值和婚姻觀念，也改變了家庭結構和性別權力關係。例如女教員的頭銜提升她們的家庭地位，足以建立與丈夫間相互尊重的對等關係；也可以對婚姻儀式有更自主的、現代化的選擇，強烈的女性意識，也讓她們發揮了既不違反禮教、又能移風易俗的影響力。而女醫生雖然較少自由戀愛，因大多需與門當戶對的上層家庭婚配；但她們能擠身「台灣紳士名鑑」、「台灣人士鑑」、較少性別屏障、也不受種族排擠，經常成為媒體焦點。產婆出身多屬中下階層，但她們能把現代化的醫療知識帶入家庭，彈性的工作時間讓她們可以平衡家庭與工作，透過接生技術和育兒知識，她們與許多階層的家庭產生連結，雄厚的人際網絡就成為向上流動的憑藉。
3.「以就業的普遍而論台灣婦女是值得自傲的。幾乎所有職業都有婦女參加在裡面，她們一樣的幹公務員、教師、工人、店員、理髮師、售票員、車掌；一樣地營謀生活、服務社會。在各個職業崗位上，婦女們與男子看齊、毫無愧色。」。作者引用了1930年代台灣報紙經常出現的各種外省人對台灣女性的描述和批評，當時這一類言論特別突顯擔任粗重工作的女性，例如站在高架上整修房屋的女工、赤裸著上身下礦坑的採礦女等。1928年臺北州出現唯一的女性公車駕駛吳瑾；金包里礦業株式會社特頒賞金給首位和丈夫一起進入礦坑工作的女性，以鼓勵其他女性入坑工作；都受到媒體關注。當時的輿論認為，由於戰爭的影響，男人大量被徵兵打戰，女性不得不自求經濟獨立、養活自己，翻轉其固有的生活作息，養成勞動的習慣。當然，這些勇敢進入傳統男性職業領域的少數女性，普遍面臨到的職場歧視、薪資差距、性別隔離、玻璃天花板（升遷受阻）等問題，至今仍存於現代資本主義市場中。換言之，如欲改變婦女的勞動職場處境，不能僅靠少數的樣板型先驅，而必須是更多人的性別意識覺醒，勇於打破性別職業隔離，讓關鍵少數變成可以調溶父權體質的力量。
4.勞動是具有階級性的，刻板印象誤認為，傳統女性在經濟上屬於「男耕女織」，甚至女人不事生產。事實上女性經濟活動的貢獻與效益是非常多元化。或許上層階級的女性較不需參與勞動性的生產活動，但來自農村或貧困家庭的女性，百年來持續從事多元經濟生產。即便在纏足影響下，女性較少從事農業的體力勞動，但是紡織、刺繡、做鞋、造花、編草席、養豬、揀茶、舂米、裱紙、洗衣等活動，都大量由女性擔任。日本政府進行放足運動後，女性被鼓勵從事家庭副業，再加上食品加工業手工業興起，各種工程如栽種甘蔗、除草、挑土運沙、編織草帽、養蠶飼畜等等，甚至是學齡女童也參與生產活動。台灣經濟發展過程中，女性所賺取的薪資，很少成為私房錢，很多都是充作家用（已婚或未婚皆然），對改善家庭經濟、甚至資助兄弟讀書等，都有很大的貢獻，不應被忘記。舉例來說，大甲帽、大甲蓆家庭代工，是苗栗沿海地區女兒們的重要技藝，卻因此導致該地區的女童就學率偏低。1938年台灣總督府產殖局的「工廠名簿」顯示，為數甚多的鳳梨工廠、織布廠、製麻廠、製茶廠、製襪廠，分布在豐原、彰化、南投等地，雇用了大量的女工與童工進行生產。1900年台灣日日新報，甚至以「生女勿悲」為題撰文倡導，鼓吹女性勤勞活動對家庭生計的幫助。雖然我們無法判斷日本政府當時的初心是否真有想到促進性別平等，但從結果上來看，現代化的女性勞動與職場意識，確實從中開展出來。
5.這些職場女先鋒的職業與家庭歷史告訴我們，給予婦女適當的教育機會，並將她們從傳統的家庭責任中解放出來，是促進婦女經濟獨立、獲得職場成功機會的根本。更可貴的是，在職業女性多元而忙碌的生活中，女教員、女醫師因其工作性質所呈現出來的穩重權威和自信的氣度，贏得上司與社會大眾的尊重，甚至能躋身到社會領導階層。新式產婆則因幹練、機智、專業技術獲得肯定，而改變了許多產家和民眾的醫療習慣。即便是相對底層的女工，也表達了對工作待遇之不滿、同工不同酬、雇用童工、超時剝削等工廠體制的抗議行動，甚至自編罷工歌、相率罷工，雖然多數罷工運動最後都是功敗垂成的曇花一現。工廠生活讓她們增廣見聞、養成守時、守紀律、節儉的習慣，改變了個人和影響家庭。換言之，除了經濟獨立、婚育自主、自我成就感之外，職場女性也可以是帶動社會改革、觸發社會運動的菁英分子，不應自外於公共參與。期待這些故事帶來的力量，能激勵更多女性勇於參與社會改造和發揮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