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妳大不了還可以賣身！」
這是日本政府的救助系統丟給求助女性的一句話。
鈴木大介所寫的「最貧困女子」說出一個殘酷事實：雖然社會中的老、中、青、兒各代都可能「貧」，卻只有女性會落入最「困」境地。
在2016年，台灣一舉翻譯出版了三本探討日本社會新興貧窮樣態的暢銷書：「下流老人」、「貧困世代」與「最貧困女子」，充分讓台灣讀者看見日本各世代都面臨崩壞的警訊。但其中女性處境最特殊，因為除了「妳大不了還可以賣身」，還有這些說法：「性工作的收入不是很高嗎？」「進入性產業是個人的選擇，當事人得自己負責吧？」，以及「女生真好，還有身體可以賣！」，導致貧窮女性的處境簡直「賣」也不是，「不賣」也不是，兩面不是人，困無出路。
而日本這一系列探討新貧現象的書，其新意在於點出「貧困」與「貧窮」之不同。「貧困」是什麼？根據鈴木大介的個人考察，是除了收入少之外，還加上「三種無緣」與「三種障礙」的排列組合。三種無緣是指「家庭無緣」、「地緣無緣」、「制度無緣」；而三種障礙指的是「精神障礙」、「發展障礙」、「智能障礙」。
但鈴木大介認為「社會上還有一群女性被排除在分類、分析、論證及討論之外」，這就是「最貧困女子」一書要告訴我們的故事。這本書從逃家少女講起，不知不覺就把性產業上的各類女性從事者都介紹出場。而作者最關懷，也是最不為社會所見的「最貧困女子」，是其中落入「生存型」性工作的未成年少女。
就探索方法而言，上述三本「貧困」書作者都是用「訪問」與「聆聽」當事人生命故事，去掌握貧困的細微面貌，並建立「故事大數據」。透過大量聆聽，追蹤出日本社會制度崩壞的軌跡，直指政策的偏誤與社會漠視原因。
不過，鈴木大介所關注的女性貧困議題，尤其是從事性工作的未成年少女，在探索方法的難度上，比「下流老人」或「貧困青年」更高。因為凡涉及「賣身」之事的相關人等都是隱形的，得靠作者上天下地去把主角們一一挖出來說故事。
且因為關注生存議題，鈴木大介還將調查觸角延伸到貧困底層的生存網絡，不論合法或非法。
連「社會福利與教育制度」也有出場，讓女主角們自己說說何以正式制度對她們一路失靈，並請她們建議理想的制度。看看下面這些章節小標題，就知道「最貧困女子」這本書能讓多少「正式制度」的從業者得到反省與啟發：「開始遠離制度」、「全套代辦人員」（把提供街頭安全網化為違法生意的一群人）、「最糟糕也最差勁的安全網—買春男」、「社會福利制度與機關難以接觸最貧困女子的原因」、「倘若能在她們小學時代伸出援手…」。
從國小就「天塌下來」
看到「最貧困女子」裡「倘若能在她們小學時代伸出援手…」這一節時，我心裡的「讚」按個不停，感謝終於有人說出了重點。
這個世界有多少人的人生是從國小就「天塌下來」了呢？這樣的故事多著，包括韓國作家孔枝泳探討死刑存廢的作品「我們的幸福時光」；在紐約長期從事受刑人教育，與協助受刑人完成高等教育的教授作家貝茲．卓辛格（Baz Dreisinger）所寫的「把他們關起來，然後呢？」；台灣社工林劭宇的「我在少年中途之家的日子」；以及在台東創辦「孩子的書屋」的陳俊朗與記者古碧玲所寫的「愛，無所畏」。
我自己也聽過不少國小就「天塌下來」的故事。開辦「少年中途之家」的雲彩全人關懷協會師母告訴我，「所有少年來到我們這裡，一年後都長高、長壯、長帥了，因為他們從小沒有好好吃飯、睡覺、穿暖、看醫生」。師母還說，「我們最需要募集的物資是全新的國小課本與習作，從一到六年級都需要」。我才知道，原來國中中輟的少年，往往是從國小的功課就沒跟上，此後一路被放棄。司法矯正系統的「少年觀護所」人員也告訴我，他們的少年只要寫個幾行字的自傳，就會出現連篇錯字。
傾聽「少女想要什麼和需要什麼」
鈴木大介不愧是以採訪「犯罪背景的貧窮」為職志的優秀報導文學作家。事實上，鈴木先生在採訪主角們的當下及事後，心頭滿是無力感，不斷質問自己「我究竟為她們做了什麼呢？」這應該是所有貼近過社會受苦者的工作者的共同體會吧？
鈴木先生反擊「無力」的作法就是寫作，並且一再嘗試幫助讓遠端的讀者也能像他一樣，第一手聽見並聽懂痛苦。甚且，邀請讀者與他一起思考社會制度的出路。
「倘若能在她們小學時代伸出援手…」就是鈴木先生所歸納出來的「從源防治」最貧困女子的作法。
賴芳玉律師在今年七月蘋果日報的投書「我尚未破碎的心」一文，寫出我國國中小內部的「見『數』不見人」怪現象：「她（老師）憶起主管機關要求她在高關懷方案的結案報告提出數據，例如學生具有學習動機評估提高了多少比率、對未來想法目標提升多少比率，幾位學生達到標準可以返回正常班級。數字，就是教育界『管理』孩子的模式，也是社會標註好孩子、壞孩子的方法。她試圖向主管機關、學校主管力倡孩子具有個別性、不宜以分數作為指標，他們就是被傳統教育排擠在外、被社會負面標籤、被父母遺棄的孩子，甚至是資本主義下的受害者，既是高關懷，就不該複製相同觀點，應該投入更多心理等社會資源」。
事實上，若以「管理」為目的或手段，正好是導致「最貧困女子」們小時候遠離制度的原因。鈴木大介說，「我可以斬釘截鐵地表示—少女的共通點不是貧困，而是『寂寞』」。而少女們心目中理想的保育班（課後照顧）是什麼樣子呢？「下了課就跟朋友玩，等到傍晚或晚上肚子餓了再去保育班吃飯。…還有爸媽發飆（虐待）的時候，如果很晚也能去保育班避難或是住一晚就更棒了」。
顯然，能滿足兒童「安全、吃飽、睡覺、陪伴、學習」等基本需求，就是減少未來出現更多「最貧困女子／男子」的關鍵做法，也是我們在台灣看見愈來愈多社區組織與非營利團體所投入的工作。
斷開女性貧窮世襲的鎖鏈
但「最貧困女子」一書所提出的各種解方中，有的極具爭議且矛盾。例如作者雖關懷未成年少女遭受性剝削的悲慘處境，但卻希望日本社會將「成年女性」之性工作「除罪化、正常化及社會化」，原因是一旦「性工作社會化後，從事性工作的女性才能獲得社會保障，享有年金與健康保險」，甚至「如果訂定適當價格時…員工也不會發出（對實領薪資）不滿的聲音」。問題在於如何定價？如何防止剝削？且在目前性工作尚未除罪化時，日本的性產業即已提早招募未成年少女作為預備軍（這正是「最貧困女子」一書多數主角的故事），一旦除罪化，未成年的賣春預備軍難道不會變得更多？
矛盾的還包括，本書指出，日本的色情行業屬於合法產業，但斡旋女性從事色情行業的「酒店經紀人」卻屬違法行為。而在維基百科對於世界各國性交易法律現況的分類裡，日本屬於「性交易非法」，但又附註：「非法，但沒有司法處罰規定」。
我推薦大家把「最貧困女子」與「貧困世代」，甚至「下流老人」三本書一併閱讀，你就會注意到，為什麼在日本探討貧困的書籍竟然彷彿剛好以「性別」為分水嶺：在「貧困世代」與「下流老人」兩書中讀不到「一般女性」，而在「最貧困女子」一書中又讀不到「一般職場」。我不免猜想，難道「職場」與「女性」這兩個「一般」，在日本剛好是兩個交集很少的領域？
證諸世界歷史，唯有「女性充分就業」，才是幫助世世代代女性脫貧的根本之道，證據就在北歐。
從女性勞動力出發，自然走出貧困，走向平等
北歐國家從上個世紀起就因為憂心勞動力不足，因此貫徹「全民就業」政策，關鍵作法為開辦普及公共托育與老年居家服務，鬆綁個別女性的家庭照顧責任，讓大量女性可走入職場。事實上，公共托育與老年照顧服務即成為女性大量就業之職場，例如在瑞典，照顧服務員就是女性從業人數第一多的職業。
在今日這種知識經濟、生產大量自動化與就業不穩定的時代，北歐女性勞參率還能年年達到世界最高，並讓世界各國最頭痛的「老年女性與單親女性及其子女」免於入貧，成為「女性高教育＋高就業＋高生育」之三高優等生國家，避開少子化厄運。
台灣的高齡化速度世界第一快，10年後即進入超高齡國家（老人占總人口五分之一），15年後的高齡比率更將高於北歐國家，且超「英」、趕「美」，緊追「世界最老國──日本」之後。所有日本今日已出現的女性貧困問題，都是我們最好的警醒教材，「最貧困女子」值得一讀並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