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極其悲傷與無奈，有了愛、運氣、希望與原諒就能夠幸福圓滿？《事發的十九分鐘》細膩、反覆地辯證這個問題，終究也未能肯定回答。
這是部有所根據的虛構小說，以層出不窮的美國校園槍擊事件為藍本，描繪出一個連結社會與人性的整體悲劇畫面，引導人們深思青少年霸凌文化背後的
性別議題。
本書背景設定在作者茱迪‧皮考特（Jodi Picoult）定居、熟悉的美國新罕布夏州。該州位於美國東北角，氣候嚴寒、民風保守、生活普遍安詳寧靜，犯罪率是全國最低的幾個州之一，甚至低於台灣，極適生活與創作。
將駭人聽聞的校園屠殺故事設定於新罕布夏，顯示作者對於寧靜熟悉的環境之中，卻可能隱藏著躁動的不安。事件以斯特靈鎮高中三年級生彼得‧霍頓於2007年3月6日上午七點五十分，進行十九分鐘的校園大屠殺開場。他背包裡藏著四把長短槍，進學校前先在停車場引爆一枚炸彈，接著由校門開始開槍，沿路從教室、餐廳到更衣室，一共射殺了十名師生，另外致傷十九人，隨後才被趕來的警官逮捕。
該書出版兩年前，2005年3月21日，與新罕布夏遙隔五大湖，位於湖區西岸的明尼蘇達州，發生紅湖高中（Red Lake High School）槍擊案，死亡人數與虛構的斯特靈高中案一樣，都是十人；稍早前，1999年4月20日中西部科羅拉多州科倫拜高中（Columbine High School）槍擊事件，連同自殺槍手一共死亡十五人。兩起真實校園屠殺案，與一部虛構小說，同樣發生在乍暖還寒的時節，交融混雜著美國校園霸凌現象與小圈圈文化的殘酷現實。
彼得身材瘦弱、貌不起眼，上幼稚園第一天起就開始人生的噩夢，媽媽幫他準備超人午餐盒，卻被其他小孩取笑、丟出校車窗外。這樣的事情在彼得上學期間幾乎天天發生，但大人多視之為單純孩子間的打鬧，不以為意。於是彼得學著默默忍受，包括被塞入置物櫃裡、下樓被絆倒、拉頭撞牆、被紙團丟頭，不時被以「娘砲、同性戀」的綽號狎褻污辱等，直到高三決定出手結束這些痛苦為止。
彼得並不笨，是個電腦高手，會設計電腦遊戲。他曾經設計出射殺那些霸凌者的遊戲，頗受歡迎。但他不善交際、運動，手笨腳拙，被主流同儕排斥，唯一的朋友是跟他一樣從未被足球教練派上場的戴瑞克。
彼得渴望朋友、期待融入，他也努力過，曾經跟大家一起捉弄一個女孩，但隨即後悔。因為參與霸凌者只有他被處罰，而且他在那哭泣的女孩身上看到一樣被欺凌的自己。
壓垮彼得身心的最後一根稻草是喬絲──彼得小時候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朋友，他們曾一起快樂上學、遊戲，母親也會互訪。但在大人間的一次誤會後，兩人被迫漸行漸遠。日子箭矢疾飛，當喬絲已經亭亭玉立，成長為出眾的校花，與彼得雖同在一所高中上學，卻更有意地加以疏遠。喬絲和男友足球校隊明星麥特，屬於人人稱羨的俊男美女小團體，也是慣於霸凌弱小的勝利組。她雖不參與欺侮彼得，但也因怕被排擠而冷眼旁觀；彼得不屬任何團體，是隻孤狼，是被雄壯狼群排除於外、無情噬嚙的那一隻。彼得被群狼撕咬時，不時會看向逃避他眼光的喬絲，他還念念不忘他們的友誼，甚至有所暇思。
少女情懷總是詩，少男為愛多煩惱。彼得終於鼓起勇氣寫了封愛的告白信，透過電子郵件傳給喬絲。然而陰錯陽差地，第一時間看到這封信的是勝利組裡的女頭兒寇特妮。她一時興起，把信傳給同組的二號肌肉男杜魯，杜魯則再散發至全校。接著，寇特妮給自己更致命的一擊，親自假傳喬絲與男友分手的訊息給彼得，並暗示喬絲對他亦有意，此舉不可避免地讓她在稍後屠殺慘案裡成為編目一號的死者！
收到喬絲「有意」訊息當下，彼得的心綻放了起來，短暫照亮了他的生命。那時候，相較之下，以往那些不堪似乎都不算回事！不過當他在3月4日於學校餐廳裡，試圖跟喬絲進一步確認「關係」，眾目睽睽之下，不僅被拒絕，還被勝利組肌肉男們當眾脫褲羞辱後，天地驟然變色。彼得發現全校都是設計他出醜的共犯，他是被所有目光聚焦嘲笑的唯一男丑角。
接下來的事很順理成章，兩天後彼得做了十九分鐘主宰眾人命運的英雄，殺了長期霸凌他的寇特妮、以及其他一些可能無辜的人等，但放過了「朋友」──喬絲。
撇開持槍大開殺戒的血腥場景，彼得的故事多麼地為人熟悉呀！從小到大，在學校裡，多數人，不管屬勝利組或者魯蛇(loser)，或是不痛不癢的夢遊派等，多少都欺侮過別人，也曾被欺侮。從大人的眼光看來，事情是這樣的：「我們一見到就會立刻把孩子叫到校長室」、「只是很不幸，這樣的反應可能造成反效果。那些男孩認為是彼得害他們被罰，結果又繼續暴力循環」、「…如果彼得想要結束這一切，就得自行解決！」(Jodi Picoult，顏湘如(譯)，《事發的十九分鐘》，台北：台灣商務出版社，2008: 88-89頁)也許對多數小孩而言，謹記並且勵行「挫折是成長的動力」、「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等勵志格言，對成長是有幫助的。但那些特別纖細的孩子──不管是身型或者心思，在暴力盛行的勇者叢林中行走，是非常辛苦的。一根無心突出的小枝枒，都可能在他們身上留下永矢弗諼的創傷，而非一笑置之的短暫血痕而已。崇尚勇者的文化，往往製造許多無言的悲劇。
亞里士多德曾對悲劇下了一個文化性的定義：「悲劇是對一個嚴肅、完美，有宏大行為的模仿。」(馮作民，《西洋全史》（三）希臘城邦，台北：燕京出版社，1979: 796-797頁)意為一種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採取造作一個「偉大」事業的行動。比如說《伊底帕斯王》（Oedipus the King）強調伊底帕斯本人勇敢地挑戰命運，但卻敵不過命運的悲劇，是一種有意識的英雄行徑；而《奧瑞斯提亞》（Oresteia）中，奧瑞斯提殺死母親卻是因為復仇女神的干擾，使他陷入精神錯亂而弒親，是一種無意識的行為。以榮格原型心理學的理論來說，他是受到復仇原型控制，身不由己地鑄成大錯。而無論有意或者無意，暴力在文化裡常與「偉大」連結，成為悲劇的主調。
榮格心理學強調集體無意識對人的心理及行為的影響，一旦身陷其中，少有能全身而退者，直到原型模式被完成為止。特定文化被一再強調、潛化，就可能成為集體無意識的一環。而刻板的男女之別，顯然是文化型塑的結果。比如說，像美國這種崇尚青春、勇敢、英雄的國度，男孩被期許成長為孔武有力、肌肉虯結的強壯男人，從小被壓抑屬於「女性陰柔」的那部份特質，透過種種社會和文化機制塑造出男子氣概。與完美形象不符的男孩，經常被歧視、甚至欺辱，如同彼得的遭遇一般。當這種霸凌文化已經根深蒂固成為無意識的一部分，爭當「英雄」的男孩，除了努力自我型塑外，也靠征服、欺辱他人來證明自己的英雄本色。至於女孩，則將「女性」
性別法則強加到她們身上，強調遵守順從的倫理道德，在性或者侵略性方面都受到限制，順理成章地由男性保護，提升了男性暴力的強度。多數人將這些過程視為「社會化」的必然，間接合理化了霸凌行為。
根據許多研究的結果顯示(詹姆斯‧吉力根，李芬芳(譯)，《暴力失樂園》，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97: 195-208頁)，暴力並非本能行為，也跟遺傳無關，和腦部受傷或者癲癇沒關係，藥物或者酒精不會增長暴力行為，甚至年輕人也沒有所謂血氣方剛、更容易產生暴力行為的傾向。
產生暴力行為最明顯的因素在於學習、模仿，也就是想像的「男性暴力」文化的影響。比如說：家庭暴力，目睹或者受暴的孩子，長大後更容易成為施暴者；身處集體思想暴力的社會，假「民主」、「自由」為名的言語、行動霸凌被視同「正義」，政治合理化了暴力；學校成為醞釀暴力的最佳場所，孩子在那裡模仿家庭、社會的模式，反覆練習、實踐，增長暴力技巧，也更習於用暴力解決問題。
斯特靈與其他高中槍擊案裡，顯然都有
性別文化的幽靈從中作祟，造成不可逆的悲劇。那些包括開槍的，以及被槍擊的，都是受害者。他們絕大多數出身中產階級家庭，也許與親人關係疏離，但並不缺乏愛；他們都安心求學，對未來懷抱夢想；社會也沒有失去理性反省的聲音。然而，悲劇還是一再發生。是的，人生確實是個謎！誰都沒法擔保過程和結果。只不過，
性別文化幽靈若持續附身，愛、運氣、希望與原諒的可靠性，無疑地就更加低迷，暴力──事發豈止十九分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