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本的婚家意識變革
「婚姻」在不同文化及社會當中，對於雙方當事人，甚至彼此的家族，都有不同的意義。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意義和形式也不斷在改變。有時候，結婚不僅是個人之間的結合，更是兩個家族之間的聯盟，重視配偶的社會背景和家庭聲譽；有時候，婚姻被視為家族延續的重要手段，強調家族利益和社會責任，重視配偶間的社會地位和經濟條件；有時候，婚姻與宗教和文化傳統有密切的關聯，涉及複雜的儀式和慶典，是一種重要的社會聯繫。後來，「為愛結婚」逐漸成為主流觀念，強調個人自由和情感連結，而非單純的經濟或社會考量，現代婚姻被視為個體之間的深厚情感連結，伴隨著對平等和相互尊重的企望。此外，年輕族群出現「試婚」、「隱婚」、「閃婚」等新型態選擇，離婚率也顯著上升，這些變化反映這個世代對於個人自由、責任以及物質條件的重新思考。
以日本而言，在明治時期之前，婚姻制度主要以父權家長意見為主，婚姻通常是由家庭安排，強調社會地位和經濟條件，當時女性結婚後需要遵循丈夫的姓氏和家庭規範。戰後，日本憲法於1947年明確規定「婚姻是基於兩性共同意願而成立，夫妻必須在享有同等的權利的基礎下，互相協力、維持。」（原文：「婚姻は、両性の合意のみに基いて成立し、夫婦が同等の権利を有することを基本として、相互の協力により、維持されなければならない。」），此規定保障了夫妻雙方擁有平等權利，使女性在婚姻中獲得更多自主權和法律保障；日本社會在1970年代出現了專業主婦的現象，當時許多女性選擇成為全職太太，以支持丈夫在工作上的發展，但是，該模式亦隨著經濟低迷和雙薪家庭的增長亦逐漸改變。
近年來，日本女性在婚姻中的權利受到關注，女性在家庭和社會中的地位逐漸提高，包括經濟權和決策權。目前，日本仍然要求已婚夫婦必須選擇一方的姓氏，但「夫妻別姓」的提案受到重視與討論，期待不久的將來，女性能在結婚後保留自己的姓氏。日本政府正在研商《民法》修訂，以反映現代社會對於婚姻和家庭結構的變化。此外，日本近年有多件婚姻平權訴訟，顯示同性婚姻議題在社會上受到關注，2024年10月，東京高等法院認定不允許同性伴侶結婚，違反了憲法保障的平等和婚姻自由。
近年來，日本的大眾傳播媒體對「夫妻別姓」、「卒婚」（熟齡離婚）及女性婚後就業等有許多討論，反應出現代日本人對婚姻觀念的改變，他們更傾向於追求個人自由和幸福，而不是遵循傳統的家庭模式，這些轉變也促使社會對女性在婚姻中的角色和權益進行重新評估。依照本書調查及訪談對象之年齡及出版時間，評估這本書主要呈現出日本昭和（1926年12月－1989年1月）至平成（1989年1月－2019年4月）時期的家庭觀及困境，正是搭上了這波婚家意識變革之列車。
二、婚姻困境與性別平等意識
性別平等議題的討論，經常是從婚姻與家庭中開始的。我們也可以說，婚姻與家庭是性別展演的舞台，也是性別角力的競技場，當關係或信任受損破裂時，隨時可能變成性別鬥爭的戰場。正如電影《女權之聲》主角想追求女性投票權與參政權時，原本溫柔的丈夫立刻變得冷酷無情，要將展現自我意識的妻子逐出家門。本書的訪談故事，彷彿一幕幕的日本家庭劇場，呈現許多日本妻子的在婚後的處境，許多人被迫轉而選擇較為低薪的兼職工作，或是完全放棄職業發展以全心全意照顧家庭。這樣的角色轉換與放棄個人職涯的背後有著根深蒂固的社會不公平結構，而丈夫往往未能意識到這一點。書中描寫了丈夫們在外界看似是「好男人」，但在家庭中卻常拒絕分擔家務，對妻子的付出視而不見。這些不平等的家庭分工讓妻子們感到被孤立，婚姻生活逐漸成為壓力的來源。
隨著性別平等意識的提升，越來越多人開始關注婚姻中的性別不平等問題。小林美希藉由真實案例的生命故事，深刻揭示了當代日本已婚女性在婚姻中面臨的困境：
1.懷孕期的孤立與冷漠：在懷孕期間，許多女性需要更多的情感支持，但丈夫卻常常缺席，甚至繼續享受著天天下班以後和同事朋友飲酒餐敘的生活。書中一位受訪者提到，她在懷孕時無法獲得丈夫的支持，這種孤立的感覺讓她感到痛苦和失落。這種情況在日本並不少見，反映出夫妻間的情感需求和現實支持間的落差。
2.家務與育兒的重擔：在本書的案例中，家務和育兒通常由妻子承擔，丈夫僅在特定情況下「幫忙」，這種幫忙的心態並非真正的分擔，而讓妻子感到自己獨自承擔家庭照顧等責任。小林美希指出，這種不平等的責任分配正是許多女性對婚姻不滿的根源，使她們逐漸產生怨懟不滿的情緒。
3.經濟壓力與依賴：書中描述了一些女性因為婚後被要求辭職而陷入經濟依賴的循環。當丈夫未能提供足夠的經濟支持，甚至會對妻子的花費進行計較與苛責時，會使妻子陷入更深的無助感和自我懷疑，讓她們一步一步在家庭、在社會、在自我生涯當中失去了安全感和自尊。
4.社會期望與自我壓抑：社會對女性「賢妻」與「良母」的期待，讓她們感到必須壓抑自己的需求，以維持表面和諧的婚姻。這種長期的壓抑與內在矛盾不斷累積，使她們在婚姻中不斷感覺到失落與無助。
本書藉由第四章「這才是丈夫的生存之道？」點出男性的無奈心聲，試圖找到突破困境的可能性。原來，日本的職場風氣及上司世代的守舊觀念，造成了男性參與家務或育兒的阻礙，甚而嚴重到可能影響就業情勢。無論是否為正職員工，工作制度的設計往往「直接」造成男性本身的過勞與壓力狀態，也「間接」使男性無力再多分擔家事或育兒的任務，使得丈夫縱使「有意願」也「辦不到」。可見探討此議題時，不能忽略整體社會環境和缺乏支援人力的小家庭結構，亦為婚姻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比較起來，臺灣的立法者更早認識到職場性別平等與家庭責任的再分配息息相關，於2002年立法的《性別平等工作法》（即《兩性平等工作法》及《性別工作平等法》的最新修法名稱）是性別平等發展的重要里程碑，不僅促進勞動市場中的性別平等，打破職場性別歧視，改變「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性別角色分工，讓家庭責任成為配偶雙方共同承擔的義務。在制度尚未健全之前，書中呈現了幾位男性受訪者的生存之道，例如請育嬰假或負責煮飯，但許多人會在職場面臨嘲笑或霸凌的情形，果然終極辦法應該還是創造讓員工經濟無虞且兼顧育兒的企業，並且積極鼓勵大家投入家事。
三、從失望、不滿到希望丈夫去死
當感到不快樂或不滿意時，為何會將怨恨投射到希望伴侶「去死」？這並非簡單的憤怒，而是一種累積多重情感、文化壓力與性別不平等的情緒結晶。社會學家Goffman（詳附註1）指出，當個人在不同角色間的期待無法平衡時，會產生深層的挫敗感。這些妻子一方面被期待成為「賢妻良母」，全心投入家務與育兒；另一方面也可能渴望實現職業發展和自我價值。當丈夫缺乏支持、婚姻不平等時，這種角色衝突的壓力尤為強烈。
更深一層來看，女性在婚姻與家庭中，承擔的不僅是家務和育兒的身體勞動，還有擔任照顧者的情感負擔與情緒勞動。妻子被期待管理自己的情緒，維繫家庭和諧，但丈夫常將這種付出視為理所當然，缺乏對等的回應，這種隱而未見的性別不平等，常造成更大的傷害。在雙薪家庭中，女性仍承擔了不成比例的家務和育兒責任，使妻子感到自己被剝削，進一步激化婚姻中的矛盾。更何況，伴侶關係經常被期待能提供安全感與情感支持，然而，當這種期待難以達成，妻子會感到失望甚至被背叛。心理學家Lazarus (詳附註2)認為，極端情緒的表達通常源於長期的壓力累積且無法有效解決，這些妻子在婚姻中可能經歷了情感忽視、壓力過大和缺乏支持，當這些情緒無法以合宜的方式處理，最後就以「希望對方去死」這種戲劇化的語言釋放。由此可知，「希望對方去死」實際上是對伴侶未能履行情感責任的一種極端反應，表現出深愛與深恨之間的矛盾，並非真正的死亡願望，而是一種對不平等現狀的強烈控訴。換個角度來，她們並非單純怨恨丈夫，而是對整個家庭制度的不公平進行抗議，它不僅是一種宣洩，也是對周圍人和社會結構的呼救，試圖喚醒伴侶的注意，迫使外界正視妻子的壓力與痛苦。
四、結語
《老公怎麼還不去死》是一部引人深思的作品，它深入探討了現代婚姻中的困境，鼓勵人們重新審視伴侶關係及其背後的社會結構。從過去到現在，「婚姻」在不同文化及社會中具有多元而深刻的意義，不僅反映了個人情感，也承載著家庭、社會乃至文化層面的重要功能。隨著性別平等意識的提升，社會對於女性在婚姻中的地位和權益問題有了更多討論。許多女性開始積極參與公共事務，並要求在家庭中獲得更多話語權。
婚姻的幸福取決於雙方的責任分擔與情感支持，每個人都需要自我實現的空間，但也同時需要承擔責任。婚姻中的性別不平等是一個需要整體社會共同反思的結構性問題，法律的制定與推廣可以在制度層面為伴侶分擔家庭責任提供支持，減少不平等對婚姻的影響，減輕婚姻中的情感與情緒壓力，重視雙方的付出與責任。希望未來能雙向或多向的努力，能夠減少婚姻中的怨恨，重建關係的平衡。這是小林美希對當代日本婚姻的深刻剖析，也為婚姻中的性別平等提供了一個反思的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