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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社會學者霍希爾德（Arlie Hochschild）在1989年出版的《第二輪班》一書，描述的雖然是80年代美國社會的家戶性別分工和已婚女性的處境，近30年後的臺灣，書中的場景、女人的日常經驗，閱讀起來，完全無違和感。經歷第一波、第二波婦女運動，美國社會普遍相信女性自主意識抬頭、經濟能力提升，但這些所謂的「進步」，卻無法反映個別家庭與親密關係的改變，霍希爾德稱之為婚姻中停滯的性別革命。

《第二輪班》的書名貼切地指出本書的核心關懷，以及工作媽媽（working mothers）的困境－白天從事有給職工作，下班後迎接她們的是無止盡的家務勞動和育兒責任。相較於她們的男性伴侶，這些女人每年整整多出一個月的工作時間。是哪些因素造成極度的家務和育兒分工不均？是常識所以為的「經濟決定論」嗎？在家中分擔較多家務勞動與育兒工作的那方，真的都是勞動市場上的弱勢嗎？所得較高的一方，就掌握安排分工的大權嗎？異性戀的伴侶，又如何在親密關係發展出不同的策略、協商權力和性別分工？

希爾德被喻為是臥底客廳的社會學家，藉由深度訪談與參與觀察，她洞察日常互動的親密政治、揭露背後運作的性別意識形態。本書發現，夫妻薪資高低的經濟算計只能提供家務分工的部分解釋，卻無法說明為什麼薪資高於太太或等同與太太的男性，他們願意投入家務分工，但薪資低於太太的男性卻在家務勞動前止步。如同《第二輪班》書裡所描述的例子，有些賺錢比太太少的男性，感到陽剛特質受到威脅，更不願意分攤家務，以此維持他所認為的夫妻權力關係的平衡。因此，什麼樣的分工安排會達到親密關係中的平衡？什麼時候會造成衝突的導火線？問題的答案極為複雜，絕對不是「誰賺的錢多」一句話可以簡化的。

霍希爾德提出「感謝經濟學」的概念，幫助我們男女雙方在性別意識上的認知差距，在傳統性別體制下，女人從事家務勞動被視為理所當然，男人對家事的付出是身為家庭成員的本份？是本份外的「幫忙」？還是應該期待另外一半感謝的「禮物」？親密關係裡的衝突，往往是雙方對於本份、幫忙、禮物的定義和認知的不一致。《第二輪班》呈現的不僅生動地呈現了家庭中隱微的互動，更揭露了女性如何與父權體制協商、討價還價，甚至是對抗。

雙薪家庭對傳統性別體制的影響

受到臺灣社會與經濟變遷的影響，女性勞動力參與率逐年上升，從1993年的45%，上升到2016年的51%。其中，已婚女性從44%升至49%，也反映現今社會以雙薪家庭為主，傳統的「男性養家」模式已經難以負擔一家的生活日常所需。此外，相關統計指出，女性薪資在1989年為男性薪資的66%，到了2016年則上升至86%，男女薪資差異正逐步縮短。女性的薪資不再被視為是「貼補家用」，經濟實力的展現，也讓女性在家中掌握更多權力協商的空間。不過，經濟計算邏輯不是影響親密關係與性別分工的唯一因素。如同《第二輪班》一書所指出的，交互影響、作用的因素還包括陽剛氣質、性別意識，以及雙方在性別意識上的認知差異和矛盾。

隱形的再生產勞動

現今的職場文化強調員工對企業的忠誠，透過績效考核等管理策略，進行對員工的全面控制，組織普遍存在性別中立的預設，要求員工全心投入生產勞動，卻漠視維繫個人生命與日常運作的再生產勞動，更看不見作為有血肉之人的情感需求，包括親密關係、照顧重要他人或維繫與他人的連結等等。將個人當作是沒有再生產、情感需求的工作者，不斷剝削、榨取個人的勞動力，並將再生產的成本轉嫁到個別家庭，特別是家中的女性成員身上。

因此，當職場對男性與女性員工有同樣高標準要求時，女性員工往往還要肩負回家之後的再生產工作，這即是第二輪班現場的困境－白天從事支薪工作，回家之後又無法得到休息。家務勞動體現了以愛為名，對無數女性的剝削。

雪上加霜的「密集母職」

近期，少子化的現象受到高度的關注與討論。但是，為什麼現在家庭平均小孩數變少，雙親（特別是媽媽）卻好像更加疲累？這可歸因於各種親子教養資訊爆炸，以及當代對育兒標準的提高，反應密集母職（intensive mothering）作為當代育兒實作特徵的影響。密集母職的概念，是由社會學者Sharon Hays所提出，強調以孩子為中心的教養方式與生活方式，並且視專家的論述為權威，專家與科學論述取代了媽媽的身體經驗。此外，在育兒過程裡，母親必須投入大量的時間、心力與金錢。受到密集母職意識形態的影響，母親在無法服膺常規化、標準化的育兒要求與期待時，時常會產生焦慮、愧疚與自我否定的情緒。

在當代繁重的育兒工作中，男性到底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如《第二輪班》一書所描述的家庭場景，許多父親在育兒現場是缺席的。即便隨著社會變遷，越來越多的父親（特別是中產階級爸爸）願意投入育兒工作，但他們所扮演的角色多為「陪玩」，而不是主要的照顧者。

【備註：本文部分改寫於作者於小小書房的講稿。】

1. 臺灣自1950年之後，離婚率逐年上升，一般都以性別平權意識、女性經濟獨立等作為解釋因素，《第二輪班》這本書則將注意力放在親密關係中停滯的性別革命，你會如何解釋只升不降的離婚率？

2.面對「第二輪班」與「密集母職」的夾擊，女性要如何尋求解決策略？「家務外包」是有效的方法嗎？是否會加深不同社會階級女性間的不平等？國家又可以扮演什麼樣的角色？（例如：友善職場政策、托育公共化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