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存在的一群人
日本社會濃厚的性別偏見並不令人意外，但瀕窮女子卻得面對更嚴重的個人歸因。正如飯島裕子提醒；
「每位女性狀況都很嚴重，然而這些卻讓人覺得像是個人引發的問題，而非貧窮與雇用關係崩壞這種社會結構上的問題」。
貧窮一再被代入個人問題，源於習慣自求多福的社會總是從強化個人努力、學歷或技能中找尋翻身策略，「我行他行，你也行」的思考邏輯令貧窮的個人指責多過於制度或國家。許多當事人自身也被這種主流價值所感染，就像部分受訪的繭居者與派遣工對現狀感到滿足，但是「苦不等於窮」的過度樂觀卻讓自己與社會都輕忽了貧窮的危險性。
更嚴重的是，有家可歸的繭居女、有收入的女性非典、被丈夫扶養的全職主婦，這些被社會表徵所包裹的女性讓人難以聯想到貧窮，甚至總被解讀是她們的自我選擇，進而隱匿了家庭及職場中，女性的社會選擇遠比男性更少也更差的不平等事實。社會權力的性別傾斜使得女性貧窮成為晦暗不明的伏流，就算「如空氣般存在的生活困難」，卻連喊窮都沒有資格。
雙重不平等的剝奪
日本企業基於競爭與成本考量，年功序列與終身僱用制已逐步瓦解；為了擴大利潤，又以非典工作取代正式職務，就業保護政策的一再退縮使得女性更難從貧窮中翻身。2019年日本總務省公布女性就業人數突破3,000萬，占總就業人口6,747萬人的44.5%，女性大量投入職場看似「職場女力爆發」，但55%的日本女性從事非典工作，其比率超過男性的兩倍(註1)。所以就算能力相同，當女性失去更多正式職缺機會，已經直接壓縮職業的發展空間，更無奈的是，明明在勞動彈性化的過程中被當成可棄的勞動力，女性卻又被工作的華美外衣包裝為職業婦女，更難以辨明她們與貧窮的距離。
企業將風險與成本外部轉嫁產生的經濟不平等，與性別不平等的社會結構聯手剝奪了女性的自主能力，再度把女性強行推回家庭。但即便在家裏，女性的家庭地位一樣掩蓋其真實困境，就像社會比較容易看得見吃不飽的兒童，卻看不見單親婦女在社會歧視之下只能四處打零工。倘若制度無法同時解決經濟與性別的雙重不平等，女性還是被束縛於尚存的風險，離貧窮更近，距脫貧更遠。
用更多福利挽救瀕窮？
2018年日本男性平均壽命為81.25歲，女性更高達87.32歲(註2)。生在貧窮年代卻又長壽，成為日本社會的集體恐懼，以致2019年日本65歲以上高齡人口以3,588萬人再度改寫歷史(註3)。收入更低活得更久的女性必然會面臨「貧窮終身化」，於是作者主張提高年金、增加租金補貼、公共住宅與非典就業的支持，希望「打造一種讓非典型雇用者足以獨立生活的工作方式，而非以正式雇用為目標才是更實際的做法」。
但是讓所有人都能安穩生活，必須仰賴全面福利與充裕財政。為刺激生育率，安倍政權極為艱困的將消費稅由5%分二階段調漲至10%，但中央和地方還有超過1千兆日元的債務赤字。倘若國家無力從資本主義手中奪回更多財政資源，殘補的福利仍無法解決貧窮的惡化，而嚴峻的福利貧困還會橫梗在瀕窮女子的未來。
曙光在彼方－受僱之外的經濟自立
若全面福利短期內不可得，創造一種可實踐分配正義，又能提供女性經濟賦權的新就業形態，就是必要解方。作者期待建立的尊嚴勞動(Decent Work)，原是國際勞工組織ILO於1999年主張，任何人應該「在自由、平等、安全與尊嚴的條件下有足夠酬勞，權益受到保護，擁有社會安全保障與具備生產的收益工作」。
面對女性貧困，ILO認為應「建立以平等、民主參與原則為基礎的組織和企業家模式」(註4)，其中支持女性創立事業或共同組織合作社，都是符合尊嚴勞動的行動策略。在美國就有清潔女工共同出資成立清潔合作社Brightly，結合平台的開源技術創造市場機會。相較其他平台業者抽佣超過20%，由女性清潔工共同控制的Brightly，只需繳納5%維持組織運營其餘全歸個人，而得以維持穩定收入與生活。
由女性集體控制的合作社，有利於建構兼具經濟賦權與性別平等的尊嚴勞動職域。首先，由女性主導的組織可徹底消除性別不平等；以「一人一票」的民主控制，也免除資本中間剝削，使女性成員共享事業成就。藉由民主與平等建構的姐妹情誼與相互扶持，可有效發揮集體能力、強化集體自信，共同創建自立、平等與互惠的經濟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