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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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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性/別政治的全球化觀點-如何提升全球化敏感度
年度別: 107
專家學者: 孫瑞穗顧問
專家學者單位: 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產業團隊顧問
上版日期: 108-01-31
主題分類: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
專欄本文:

台灣當前國家性別主流化運動和平權事務,其運動的目標建構和改革策略,其源頭多來自美國,以及通過聯合國非政府部門在1995年於北京向第三世界國家所宣示的「性別主流化」行動策略。經過了十多年來的努力,台灣逐漸發展出在地實踐的版本。在台灣相當特殊的國家體制改造過程中,實現了與美國雷同但也有許多差異的各種平權運動和國家制度設計。即便如此,在中國經濟強勢崛起及亞洲經濟逐漸成為新世界秩序核心的歷史時刻,台灣需要適時把頭抬起來,把目標放遠,擁有全球化的敏感度。並在台灣實踐的基礎上重新審視這些制度引用的來源和模式,尋求更多有歷史與文化深度的國際參照系統,找出更適用於台灣的實踐策略。

 

應掌握當前全球化的過程及影響

 

首先,婦女運動者和平權工作者除了婦女事務本身的熟悉度之外,應當對當前的全球化過程、條件和影響具有一般性的認識,並了解掌握它們如何深刻地影響了性別處境和條件。在1980年代資訊革命之後,資本主義體制的改革引發了晚近四十年的經濟全球化過程,而這個過程又引發傳統「第二世界」(社會主義國家)開放勞力市場,並進一步啟動了新的世界市場的統合,即學界所謂的「新自由主義市場」。換言之,一邊是傳統資本先進國從傳統製造業模式改為高科技資本體制,並開始了跨國界的區域貿易組織與聯盟,如: 北美自由貿易聯盟(NAFTA)、歐洲共同市場與歐盟(EU)出現,亞洲世界貿易組織(WTO)以及東協十國共同體(ASEAN)的興起等。另一邊則是社會主義國家發生了巨大的市場體制改革,蘇聯瓦解,東西德統一以及中國對世界的市場開放等。這些國界消失的全球化過程中,不但使得民生用品的生產和消費被國際資本和組織所影響,他也深刻地影響了在地社會的組成、關係與政治。例如: 資本和人口的跨界流動、工廠大規模轉移、全球經濟組織對在地社會生活的介入、媒介權力的集中化…等,都是改變當今世界生存條件的巨大變遷。光是一個WTO影響民生商品價格的調整,就可以使米酒得以殺人,而勞動力市場的巨變,勢必徹底改變女性勞動的處境。

 

全球化過程對性別政治、認同和主體的影響

 

綜合而言,筆者列舉了幾個關鍵的全球化變遷面向,來觀察其在性別政治、性別社會關係以及性別主體建構上的深刻影響。

 

第一,全球化如何影響性別人口的遷移,如何影響移民、勞動力和家庭組成。我們從全球人口的變遷上,觀察到晚近全球化的前半段,生產線從第一世界大規模遷移到第三世界,尤其是中國、東歐和東南亞地區,它們使得第三世界或社會主義世界中的女性開始面臨資本主義體制的新型剝削形式,新的資本社會「女性氣質化」的文化刻版印象等,這些傳統男女勞動力平等的社會將如何因應?! 全球化的後半段,是過去貧困的國家以「輸出勞動力」來爭取外匯,造成了亞洲地區內部的「外勞」、「女傭」等現象,而輸入國將如何因應這些低階勞力市場的變遷?! 再者,過去比較傾向中產階級關懷的在地婦女運動,將如何處理性別內部混合了種族/族群、階級等矛盾的社會關係?! 不僅如此,我們從台灣的人口普查數據中也觀察到,近十年來,不同地區和國家通婚的比例越來越高,尤其是中國和東南亞地區的外配人口急速增加,都是全球化過程中重要的人口組成變遷現象。凡此種種,都將在未來深刻地影響台灣在地的性別政治與社會關係。

 

第二,高科技所主導的全球化過程,如何改變了傳統的性別主體、親密關係和認同政治。Castells 曾在《網絡社會》一書中指出,高科技的普及,使得人們依賴網際網路來溝通,並在網路世界中建構新的社群和認同,因而建構出由多重身份所組成的社會網絡和認同政治。這些新的電子身份認同有別於傳統疆界堅固不動的社會和社區所建構的身份,而是形成一種流動式的網絡和電子社群,以及流動式的、可變動式的身份認同。高科技主導的認同網絡遂成為二十一世紀重要的身份建構過程,不再限於有固定疆界的國家或社會,為認同政治開闢了全球的格局和戰場。再者,Giddens教授在《自我的政治》及《親密關係的轉型》等書中指出,當人們高度地依賴由科技網絡所組成的新社會關係,而這些社會關係正被一種標榜「自我」為中心及「個性化」導向所建構出來的政治語言與環境,那曾是檢驗現代性最關鍵指標的身分認同政治,正在轉向這類「自我政治」的展現。甚至,就連親密關係都展現了巨大的社會變遷內容,例如: 新移民女性如何通過網路來串聯和找尋親密伴侶、網路化的親情與愛情、超越傳統社區關係的網路情人、短暫速成的網路性愛、以及各種網路寵物文化……等等。親密關係的政治,在高科技時代中儼然成為新世代的公共議題,是討論平等與民主的新的公共領域。婦女運動者和平權主義者應當審視這樣的新的高科技所主導的全球化條件下,如何開創了性別身份認同的格局和機會?! 以及,平權運動如何運用高科技的網路動員系統,來動員新女性,以促進婦女權益的爭取。

 

第三、關注全球化過程所帶進來的新社會正義議題。以及,當國家無能處理「全球不正義」時,正義的議程該由誰來主持?! 誰來負責,以及該如何呈現的問題。穿牆走壁的全球化過程,雖然帶來許多機會,但也帶來了新的社會不平等發展。過去,作為公共領域的核心及實現公民正義原則的機制,就是國家和政府,但當今這種「無國界的社會正義」,應當由誰來主持和負責?!  被跨國公司剝削的女性勞工,應當如何取爭取同工同酬的權益和工作保障?! 等等,都是全球化年代應當關注的正義問題。

 

第四、反省「性別主流化」運動背後的參照系統,發現更多元的、更多歷史與文化價值交涉的系統,組裝最適合台灣的實踐模式。如前所述,台灣的「國家性別主流化」的制度設計和改革策略,源頭多來自美國。但事實上,台灣的國家體制又和美國有巨大的差異。美國這憲政國家中的性別政治多由立法系統通過修法來改革,但台灣的立法系統則有許多改革障礙,因而被在地婦團改道,在政府組織改造的歷史契機中改由行政系統和協同治理來改革。這才發現,事實上在比美國更早實現性別主流化的北歐國家,有更成熟的社福系統改革,更接近台灣社會的需求。因此,如何對引用制度設計的源頭有所警覺,並重新開放認識更多國家的系統,是全球化年代中婦女運動者和平權主義者在制度面的自我審視與重新製軌的開始。值得被重新認識的國家系統還有,富有的中立國瑞士及澳洲,如何通過保障原住民和少數種族代表在國家治理上的代表名額,以確立真正的多元文化主義治理;以及,應當開放視野和胸襟重新認識中國,了解革命時期以來婦女運動者如何參與國家革命,並將平權思想建構成國家精神。

 

第五、源自北美的女性主義論述和性別研究議程,以及相關的方法論,也應當在進入台灣在地脈絡實踐時,能夠與時俱進地進行典範轉移。舉例來說,曾經在北美七O年代引發第二波女性主義改革及自覺解放運動中,扮演關鍵性角色的「角色理論」及「認同理論」,在二十一世紀的全球化年代中應當進行典範轉移,在理論和方法上引入更多有能力處理性別處境和實質議題的「政治經濟學」、「歷史物質條件分析」、甚至「跨國比較研究」等。如此一來,我們才有足夠的工具來認識、掌握和解析當前繁複的性別處境。

 

總而言之,在觀察到全球化人口移動、外配和家庭重組現象、高科技主導下的新性別政治、身份認同和新主體、全球化過程所產生的社會正義問題與責任、以及審視性別主流化引用源頭與制度設計等面向之後,我們可以逐漸深化自己的全球化敏感度,具備比較視野,積極並主動地加入這涉及廣度與深度的全球化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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