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學生時代，我就是個喜歡下廚的人，烹飪對我而言，是想像力和創造力的結合。我喜歡在外食嘗到新菜色時，回家試著實驗複製；喜歡跟著食譜，再現各大家的菜系。留學美國的那幾年，烹飪除了是閒暇時的娛樂外，也成了舒壓、放鬆的調劑，我總是在課業壓力暫時得到緩解的週五晚上，透過計畫菜色、採買食材、洗菜切菜、烹煮、擺盤等系列過程，得到極大的心理與口腹的滿足。
成為母親後，我依然下廚，每週四到五天的頻率，在職業婦女的同儕社群中，屬於「經常下廚」的類別。但煮飯這件事情，對我的意義變得複雜。有些時候，我依然享受烹飪過程的放鬆、心情轉換；有些時候，「餵養家庭」（feeding the family）的責任，讓下廚揉合多種看似矛盾，但又並存的情緒。在時間壓力下，我想的通常是如何有效率的準備晚餐，而不是純粹享受過程；菜單的規劃常以在有限時間下如何兼顧營養攝取為目標導向，不是單身時的嘗鮮或試菜，可以在廚房裡揮霍大把的時光。偶爾連續幾天外食後，總是因顧慮孩子（和伴侶）的健康，讓下廚不再只是休閒娛樂，更是實踐母職、維繫家庭生活的重要工作。
西方研究發現，相較於上一世代，現代男性花在廚房的時間，日益增多（Wallop, 2009），英國的市場調查發現，百分之五十二的英國男人，認為煮飯是興趣，而不是家務勞動（Future Foundation, 2008）。但這趨勢是否能代表更性別平權的家務分工？既有討論家務性別分工的研究發現，時間可及、伴侶間的權力關係（特別是經濟地位）以及性別意識等，是影響家務分工的主要因素，但若單聚焦於食物工作，則發現，不論就業狀況以及性別平權意識，女人仍擔負大多的食物工作責任（Wallop, 2009），同時，她們合理化家庭內食物工作的分工不均（Beagan et. al, 2008）。食物工作不等同於下廚，而是包括系列的規劃、採買、準備、烹調、用餐以及情感管理（Valentine, 1999）。相較於女人，男人有更多的選擇權，包括參與家務勞動的項目、時間等等，他們可以選擇在有空的週末、特別的聚會偶爾下廚 （Roos et. al, 2001; Reagan wt. al, 2008），因為擁有選擇權，對男人而言，下廚更像是休閒（Stebbins, 2009），他們可以決定下廚的時間，以及烹調的方式和內容。但對女人而言，下廚和食物工作往往連結她們的女性與母職認同，擔任餵養與照顧家庭的責任（DeVault, 1991）。
近年來，受到有機論述與食農教育的影響，台灣社會似乎興起一股「在家吃飯」的運動浪潮。分析網路書店（博客來）飲食類別書籍的銷售排行榜，可以發現除飲食理論、傳統食譜書外，有一類的飲食書以主婦/煮婦為目標讀者群，內容包括網紅或部落客人妻的廚房記事、烹飪筆記，以及強調可以減輕煮飯時間壓力的常備菜系列，這類書籍標榜的不是作菜專業，而是「盤腿坐浮雲」的快活主婦之道，以及在家煮飯、吃飯可以營造的幸福家庭生活。這些書籍不僅沒有鬆動既有的家務性別分工，還可能強化了女人與家務工作，特別是下廚之間的連結。同時，煮飯這件事情，真的不是「工作」？而是這些書裡所呈現的悠閒的廚房時光、美麗的擺盤，以及全家一起用餐的歡樂畫面？或是誠如Bowen, Elliott和Breton（2014）所指出的，「在家吃飯」的理想，是將健康飲食的道德負擔加諸在女人身上？
食物工作的（無）分工
1989年，Arlie Hochschild出版《第二輪班》指出，家庭中停滯的性別革命，使得女人即便外出工作後，還是必須承擔家中大多的無酬勞動，造成她們處於有薪工作、無薪工作交替輪班的困境。Everinngham和同事們（2007）訪談不同世代的澳洲女性發現，年輕女性將性別平權視為理所當然的現象，儘管母職和家庭生活仍會影響她們工作的安排以及職涯的發展，但她們會優先以個人選擇來解釋工作和家庭之間的緊張、衝突，而不是訴諸權益。現今，家庭內的性別體制並沒有太多的鬆動，只是個人選擇的語彙，掩蓋了性別作為主要的社會關係，依然形塑我們日常生活的決定和經驗。
在還沒小孩時，身為「吃貨」（foodies），我對下廚的要求往往以美味為最重要的標準，同時講求擺盤、餐桌裝飾等等，孩子開始和我們同桌吃飯後，標準則從講求食物的美味，改變為在有限的時間內，達到健康、營養均衡的目標，作為（社會學家）媽媽，常質問自己：食物工作標準的參照是什麼？藉由食物工作，我是不是也在回應社會對於「好媽媽」的期待？
在孩子健康優先的考量下，我很少直指個人選擇的語言，實則鑲嵌於性別的社會編派。在我居住的小社區裡，大多是育有年幼子女的家庭，我是唯二的職業婦女之一，另一媽媽和先生共同經營餐飲業。我雖然沒有連結下廚和性別角色（例如：媽媽、主婦），但必須在我所處的社會文化脈絡下，重新理解個人選擇，以及社會限制的影響，我的下廚被視為理所當然，回應「好媽媽」的期待；另一半的下廚則容易被詮釋為「新好男人」的表現，是他在「本份」外的額外勞動。
如同之前的研究發現，成為媽媽後，我並非完全沒有享受下廚過程中的樂趣以及餵養家人的滿足（Bove and Sobal, 2006），只是工作與家務擠壓下的時間壓力（Short, 2006），或是考量孩子的口味偏好（DeVault, 1991）、擔憂他的用餐狀況等等，使得下廚變得更像是工作，而不是休閒。孩子更小時，我還常得在準備晚餐的過程中，分身/分心照顧他的需求，包括注意安全，回應孩子的情感陪伴、陪玩等要求。在備課或是趕截稿日期的情況下，為了顧及健康和營養，勉力維持「在家吃飯」的生活型態，讓我難從下廚過程中得到心情轉換的放鬆，只剩下時間壓力下的身心疲憊和緊繃。我的下廚與食物工作經驗，模糊了傳統「工作」與「休閒」的二元類別，呼應DeVault（1991）的研究發現，女人的食物工作實作，無法以單一的工作或是休閒概念來理解，工作與休閒的分類發展，是根據男人的生命經驗，對於女人而言，她們的工作與家庭，或是休閒與家務勞動，常常是交織糾結的狀態。
餐桌上家庭日常的維持和情緒勞動
近年來，長工時的職場文化受到廣泛的討論，我們不僅將注意力擴及到孩子在校的時間，檢討勞動條件與學校制度，也出現呼籲「在家吃飯」的聲音，以提升親子相處的時間和品質。過去的研究指出，食物工作不僅涉及家庭性別分工的協商，也是建立家庭身份認同的重要場域（DeVault, 1991; Warde and Hetherington, 1994; Lupton, 1996）。DeVault（1991）的研究發現，她的研究參與對象並非只是將食物工作視為例行的家務勞動，更重要的，透過食物工作，特別是烹調「合宜」的餐食，他們生產與維持家（home）和家庭（family）。「一起吃飯」被視為是形成家庭成員凝聚力的重要文化儀式（Fishler, 1980），藉由共享自製的餐點，家庭成員們產生共同的家庭身份認同。Lupton（1994）檢視研究參與對象以食物回憶為主題的書寫，她發現多數的書寫圍繞在以餐桌和家庭餐食發展出的社會關係和情感，包括連結成員彼此，也包括引發的衝突。總結上述研究，食物工作作為家庭成員日常參與的重要場域，進行、維持日常儀式，同時生產、強化與協商家庭身份認同。
晚餐， 是我們週間唯一能一起用餐的時刻，我將晚餐視為日常重要的例行，餐桌上，很多的時候，已經能侃侃而談的五歲小孩，會主導用餐搭配的話題。有時候，伴侶和我會討論工作上的難題，或是交換對時事新聞的意見，往往會引發孩子的抗議，他因我們的話題太過抽象而插不上話。孩子在場時，我們多半會以他為中心，調整談話的內容，這也反映我們日常生活的安排，常以孩子的需要為優先。
藉由一起晚餐（Grieshaber, 1997），我們建立家庭共享的規則，一方面，成為孩子重要的社會化場域，學習什麼是我們「家」的餐桌、「家」的規範；另一方面，伴侶和我也透過實踐規範，維持家庭的認同。很多的時候，我得花上時間和心力，扮演提醒和監督的角色，例如：另一半使用手機，或是孩子挑食、吃飯不專心等等。處理規則被破壞的狀況時，我得溫和但堅定的回應，透過管理控制自己不悅的情緒，避免引發衝突。既有的研究也發現，女人常付出大量的情緒勞動，協商、維護家庭裡的關係。
結語
本文的書寫雖環繞於我的母職經驗與實作，透過之前研究訪談 和日常生活中與其他母親的互動經驗，以及自我反思（self-reflexivity），我呈現食物工作不僅是建立與強化女性與母職認同的重要場域，也維繫家庭生活的日常（DeVault, 1991），更進一步，闡述女性（特別是媽媽）從參與食物工作的過程中獲得的，往往不單是正向的回饋，還有多重的壓迫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