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書上乍看到女性來到敵後的法國的方式，目瞪口呆。無知的我，想到的是崔弗絲（P. L. Travers）寫的8部瑪麗包萍的故事，那位撐開傘、從天而降，來到櫻樹巷十七號，照顧起班克斯家孩子的保姆。即使保姆包萍神通廣大，她終究就是刻板印象中女人在行的角色。D-Day女孩們截然不同，她們當然不是保姆，她們是二戰期間1942年接受招募、參加邱吉爾計劃的39名女性，以降落傘空降到已經淪陷的法國，為在敵後參加法國抵抗運動的人提供武器、訓練更多反抗軍，等待盟軍D-Day的到來。她們不是保姆，她們是指揮，指揮成員炸毀發電設施、橋樑道路，她們進了集中營，有人終究沒能活著出來。
在此之前，就如本書作者Sarah Rose在介紹這本作品的Youtube影音中說的，在過往，我們想到戰爭、想到D-Day，想到的就是大批大批搶灘的男性，要從希特勒手裡將歐洲大陸搶回來。但是，事實上，有一批女性早在敵後出生入死（衣服袖縫裡藏著以備不時之需的致命藥丸，吞咬即死）、調兵遣將。後人對這段歷史的記憶裡，卻沒有她們。1942年，在法國有兩個游擊組織在運作，而在英國，由英國指揮的秘密組織雇用非法國公民，目標是為了盟軍進攻做準備。這兩方組織徵召了英國每一個可以上戰場的法語系男性，需求仍然不斷，於是英法複雜的結盟強化了招募女性的需求（頁40）。只是即使特別行動處從草創的時期開始就已經招募女性臥底，但是女性從來沒有得到任職令，沒有特殊教育、沒有褒揚令，女性上戰場，似乎只不過是因為當時沒有男人了，不得不的權充之計。
女性接受一樣的教育──隱形書寫、開鎖與保險箱，捕捉兔子、設陷阱與剝皮，好在黝暗的森林裡餵飽自己。要學縱火、破壞火車、偽造、勒索、跟蹤與刺殺。沒有一樣可以省得了；這是在戰場上，隨時要命的地方。女性受訓之後，原本被認定擔任信使、快遞，但是就像書中的莉絲所言，她跳傘降落法國，並不是去當個被認為女性最適合擔任的跟班。她很清楚，「服從男人並不屬於任何盟軍的勝利策略。」（頁75）。過往女性參與戰爭的方式，就是被分配到輔助機構，但是，只要女性願意，她們簽下文件，「證明自己瞭解殺戮與死亡真正的意義」（頁36），她們就可以用致命武器，以不同的方式參與戰爭。其實，納粹德國在1940年到1941年5月期間對英國各城市與工業中心炸個不停，尤以倫敦為最，而在倫敦大轟炸之後，就有七萬八千名女性開始對德國人開火了（頁37），操控威力足以擊落德軍戰鬥機的防空高射砲，邱吉爾的女兒瑪麗就在海德公園的大砲發射點工作。只是在此之前，她們沒有跨入敵後。D-Day到來之前，原本的計劃就是在盟軍發動攻擊的同一天，法國必須在一夜之間同時停擺，包括電話、交通工具、所有主要的橋梁與道路必須是完全用不得。但是，派女人到戰區，去癱瘓這些？直到要讓女性搭機飛至法國領空空降而下的前一天，指揮總部對此竟然還因為意見不一、僵持不下。女人可能壞了事！書中寫出當時要下決定的眾人用來說服彼此的話竟然是「在這令人灰心喪志的時刻，已經沒有時間等待想像中未來會出現的完美軍人。」（頁80）看完全書，知道當年D-Day之前就在敵區戰鬥的女性的所有作為，她們怎麼不是完美軍人!當代想像完美鬥士的女性，可能油然想起的是好萊塢電影《異形》中蕾普利與《神力女超人》的黛安娜，卻不知歷史上就有這樣分分秒秒都面對死亡的女戰士。特別行動組織高層的對話顯示的當時對於「完美軍人」的想像──非關技能、非關報效家國的意志，整個戰鬥者、為人民生存的戰鬥者的想像，就是生理男性。這樣的想像與產生的效果，讓進入敵區的女性在具備求生、破壞的技能、心智體力技術抗敵無虞之時，還必須面對敵後同志的猜忌、懷疑，後方指揮的忌憚、天高路遠而可能隨時放棄她們的壓力。
其實，除了這本書，近年報章雜誌陸陸續續有好些有關二戰期間「女英雄」（暫且先不管「英雄」這個詞的性別意涵）的報導，BBC新聞在2020年5月就刊載一篇有關二戰期間八位各國女性抵抗暴力的報導。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場結束於5月8日，2020年5月8日是二戰終結75週年紀念日。新聞報導開頭就指出，我們時常忽略女性在戰爭衝突中的角色。75年過去，世人回看歷史，當中還是少了女性身影。因此BBC在那日子為了紀念，回顧災難、戰爭中的八名她們憑藉自己的勇敢而為歷史銘記的女性。為什麼歷史記不住女性？
學者研究（孫秀蕙，陳儀芬，2017），二戰期間1940年，美國的宣傳海報就是以「廚房是勝利的關鍵」為口號呼籲女性好好盡「本分」；1942 年以「我們也做得到！」（We Can Do It）為訴求，強調女性在戰爭期間扮演守護或勞動者角色的重要性。同一篇研究中也引述歷史學者周婉窈的著作指出，日本戰爭語言中，相比於以勇敢的軍人或勤奮的產業戰士形象出現的「男性」符號，戰爭期的女性符號，往往為了配合國民精神總動員，女性就是以樸素打扮、堅守家園、出現代替男性勞動的「模範女性」形象為主。男人不在了，守住家園的重責大任就在女性肩上。戰爭期間規範性的女性角色一再地在廣告、文宣、政府文告中出現，然而這些形象就是守住家守住孩子，頂多越俎代庖地進入家庭以外的場域工作。因為，沒有男人了。《D-Day女孩?:以柔克剛的間諜故事,二戰中擊敗納粹的秘密武器》一書的立足點完全不同，除了歷史背景、特殊行動隊的對於派遣女性的固著思考的描述之外，《D日女孩》細數各個女性主角自兒少時起在體能、在身心自識上的經驗。即使在那樣一個與今相較來得保守封閉的時代，但是書裡描述的三位女性，其實都有著非常鮮明的「做自己」的經歷與過程。
戰爭與其他大災荒一般，是人類歷史上最碾壓個人、造成集體毀滅的惡力，然而，在二次大戰的歷史書寫裡，終究出現了對於一個一個投身戰事、進入最危險的敵後、前線的女性的故事。過往的刻板印象來自於我們習焉不察，閱讀著想當然爾的大敘事，而刻板書寫裡女性失聲，受制於我們先一步地認定那裡沒有女人。史家、記者、甚至虛構寫作，如果都著力去找尋女性的腳蹤足跡，可能就一遍又一遍地改寫事實，改寫整代人對於戰爭的記憶、對於戰爭中人──特別是女人──能動性的理解。女人上戰場，一樣可能遇襲、受虐、身亡，為國捐軀。但是，在紀錄裡看不到女性，等於先一步就判了女性死刑，將其在歷史中除名，這樣的行事還總以紀錄書寫女性就可能削弱男性氣概為名(總是先一步問「那男人去哪裡了？」）需要重新檢視的，是我們觀察史實的眼光是不是先一步就避看女性、獨尊男性。
在最不可想像的所在，有著前仆後繼的女性，即使戰爭之興，女性無份無責，但是她們欣然而至、沒有置身事外的行動，在任一處都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