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性別「表演」與社會期待的矛盾
《翠絲》呈現了性別「表演」與社會期待之間的矛盾，並藉此為觀眾帶來全新的視野。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在1990年《性別麻煩》一書中的核心論述，性別並非天生固定，而是通過社會行為的「表演」構建而成。換言之，性別是一連串重複的行為和表現所塑造的身分，而非來自生物本質。性別表演的重複性使得社會性別看似自然且不可改變，然而，這種表演同時也潛藏著顛覆可能，因為每一次表演都可能偏離或挑戰社會既定的性別規範。
片中的性別「表演」正好體現了這一理論，引導觀眾察覺性別不是生來如此。片中人物通過對性別規範的挑戰和顛覆，展現出性別的多元和流動性，從而打破社會根深蒂固的性別二元期待。在香港兼具東西方文化的複雜社會中，傳統的性別規範仍具有強大的約束力，但《翠絲》藉由性別「表演」，讓觀眾看見性別身分並非固定不變，而是可被塑造與重新定義的過程。這樣的呈現引發觀眾反思社會對男女角色的既定期待，重新審視性別如何成為一種社會建構。同時也啟示我們，透過表演，性別的流動性成為一種可變動的身分，這不僅挑戰了性別二元對立，也促進了性別多元的接受，為觀眾帶來更具包容性的視野，讓公眾開始重新思考和討論性別多樣性，進而推動社會在性別認同上的進步和開放。
二、影視作品對跨性別議題的誤解與挑戰
談到跨性別議題的常見誤解，《翠絲》在某些層面也存在盲點。首先，影片多次將「是否進行性別重置手術」作為翠絲是否「成為真正自己」的關鍵以及所呈現的跨性別「中年覺醒」敘事，容易使觀眾誤以為跨性別必須依賴醫療手術來確認身分，就容易把跨性別經驗框在少數、極端、戲劇性的案例中，忽略那些日常、漸進的認同過程，而忽視性別認同本身的核心意義。依行政院性別平等處2023年公布的「我國多元性別(LGBTI)者生活狀況調查委託研究報告」，跨性別者平均在14.37歲時開始意識到自己的性別認同和出生證明上的性別不一致。為了讓自己的外表更符合自己認同的性別，有1,821人(86%)改變穿著打扮，有858人(58%)調整言行舉止。不像《翠絲》影片所呈現的，做完性別重置手術整個打扮突然180度轉變。
也許受限於影片長度，以及故事線還有另一對男同志的敘事處理，影片跳躍式呈現可以理解。
此外，家庭瓦解、社會排斥與自我懷疑的情節，儘管反映真實挑戰，卻也強化了跨性別角色「悲劇性」的刻板印象，忽略了跨性別人士積極、快樂與成功生活的多樣面貌。影片主要從順性別視角切入，特別是家庭成員的震驚與困惑，使觀眾傾向產生同情而非共感，易淪為「旁觀者」的視角。這種敘事方式可能偏離跨性別的真實經驗，強化「追求真我必然導致家庭破碎」的錯誤認知，而忽略了許多跨性別人士與家庭和睦共存的現實。另外，主角由順性別男性飾演跨性別女性，依據Netflix紀錄片《Disclosure》（2020），這樣的選角往往使觀眾關注演技而非跨性別者的真實聲音，也間接剝奪跨性別演員的就業機會。
三、社會結構與文化象徵的深入思考
《翠絲》對社會結構性的性別不平等批判較為欠缺，較著重於個人與家庭層面的倫理掙扎，尤其缺席如醫療資源、法律性別認定、職場歧視和公共設施等社會制度問題的探討。
有一幕是主角的太太站在「一生一世一男一女」的護家組織攤位前，拒絕在那張連署表上簽名。這場景既是對保守異性戀婚姻價值的一種「鏡中戲」，也是暗示太太在潛意識中已經理解丈夫的轉變並非出自「邪念」。這樣的安排，讓電影不只是講一個人的性別認同之路，而把整個社會語境的文化對立也牽連進來。那攤位不是電影外的布景，而是主角太太與丈夫內在價值拉扯的可視化表徵。太太拒絕簽名，表明她已經無法回到那一組「一男一女的美好幻象」。若傳統婚姻價值足夠穩固，那麼夫妻之間就該無懈可擊，但電影卻透過這幕揭示，那標榜的「傳統」本身就是脆弱的、枷鎖的。
電影的結尾有一個耐人尋味的設定，翠絲幫自己取名翠絲，跟隨媽媽原先的名字。原本以為媽媽很現代而取名為「翠絲」，但後來才知道，媽媽名字是由外公將兩位妻子的名字「各取一字」拼湊而成。翠絲這名字其實是父權至上的邏輯造物，以父系意志重新塑造的女性名字。它反諷傳統婚姻理論強調「男」是主體、女性是被命名的對象，揭露了傳統婚姻制度本身就是建構在人權與自主被忽視的前提下，早期民法中甚至承認妻與妾的法律現象，將女性置於次等身分與沒有所謂的「一男一女的美好幻象」相呼應。電影中那個名字所暗藏的父權邏輯，對華人社會的歷史背景形成強烈諷刺。電影不僅在性別認同路徑上做戲劇化敘述，也在家族名字、命名權、傳統婚姻制度的符碼上進行文化挖掘與反諷，這部分是相對少被觀眾察覺的「暗層批判」。
四、臺灣社會對跨性別議題的誤解與溝通對話
臺灣目前在變更性別登記的實務操作上面臨諸多挑戰。根據內政部內授中戶字第0970066240號令釋，申請性別變更需具備兩位專科醫師的評估鑑定診斷書，且必須完成不可回復性的手術。然而，由於跨性別者的外觀與身分證件上的性別不符，他們普遍遭遇就業困難，進而產生嚴重的經濟壓力。
值得注意的是，社會大眾對跨性別族群的認知多有誤解，普遍認為跨性別者多為男跨女，卻忽略了實際上也有女跨男者，部分團體主張女跨男者對於鬆綁身分證變更規定的需求更為迫切，最積極推動放寬規定的也是女跨男者，且早在內政部令釋之前已有改革倡議。原因在於，女跨男的手術不僅難度高、風險大，且費用遠高於男跨女手術，約為五至六倍。手術過程繁複，需歷經多達三次的手術，且所需時間依個人狀況不同，從一年至三、四年不等，尤其第三階段手術的失敗率較高。
社會長期以來對女性地位的貶低，使女性處於相對弱勢，性別暴力及性犯罪案件持續居高不下，加上對跨性別者需求的普遍不了解，導致「鬆綁身分證變更登記」的議題仍缺乏共同的溝通焦點。其實倡議過程，多方論述都有道理，但議題本身的成因或主張，不同立場的群體，有不同關切、擔心的面向，比如女性處於相對弱勢、性暴力及性犯罪案件頻仍、跨性別者的手術難度高且風險大…等等，不管是哪一方的論點或主張，其實還是有更多聚焦、理解與對話的空間。
五、看見不等於理解
真正的性別教育不僅是呈現跨性別者的故事，而是引導社會重新反思和想像性別的多元與流動。透過《翠絲》這類作品，我們得以理解跨性別不只是個人故事，更是結構性議題的反映，需要以更全面的視角對待。《翠絲》是一部誠懇、勇敢卻仍受限的電影。它讓跨性別議題進入主流視野，也暴露了主流觀看的局限。它讓人感動，卻未必讓人真正理解。對今日的觀眾而言，觀看《翠絲》不只是看一個人的故事，而是看見我們自己如何被性別規範所框限。我們看翠絲的方式，反映的正是社會對「他者」的想像邊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