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別平等視聽網

1. 近年性別平等教育普及，但性騷擾與性侵害依然不斷發生？被害人真的有創傷嗎？為甚麼多數被害人不願意揭露或求助？
2. 一些黃色笑話、追求騷擾或酒後強制觸摸他人等行為，有時難免可能只是一時玩笑或失言，只要沒有惡意或身體受傷也無妨嗎？

《女性日常》由七位芬蘭女性導演聯合執導，以六則 #MeToo事件交織而成，電影將焦點放在日常生活中極其常見，又不易舉證的性暴力，透過層層推進的劇情，將觀眾置於一場又一場「習以為常」的性別壓迫當中，揭露了長期以來父權所建構的強暴文化與社會腳本，即使在宣稱性別平等的社會裡，女性實際遭遇的性暴力問題仍然相當嚴重，而社會也依舊存在不友善與不公平的缺陷。這種根植於性別不平等的強暴文化，造就了將性暴力正常化的體制，成為「女性日常」處境，並且附隨著責備被害人、漠視性暴力、否認性暴力普遍性，以及拒絕承認性暴力的傷害等，也築起被害人向外求助時的萬仞高牆。

影片結尾，畫面呈現演員安普在公演完的深夜穿過公園要回家，一名身著帽T的男子安靜地尾隨其後，越走越近、越走越近......再次提醒，無時無刻如影隨形的不安、無助與害怕，反覆出現在各種情境裡，是真實生活中上演的「女性日常」。

1.性暴力的不被指認與非難

性暴力若按程度可區分為：從輕微的性別騷擾，到性挑逗、性賄賂（性要求作為交換權益或處罰的手段或行為），到嚴重的性要脅、性攻擊。 前者「性別騷擾（gender harassment）」，指涉基於性別（gender）之刻板印象、偏見、或敵意所展現的行為，包括對生理性別特質、性傾向，或者性別認同的議論、嘲諷與羞辱、性歧視的玩笑、將他人身體物化等。其他四類型，由於涉及性要求、性意味行為，可歸納為與性（sex）的相關行為之「性騷擾（sexual harassment）」。需特別關注的現象是，如同裹著「糖衣的謊言」，在父權規範的宰制下，性別騷擾辨識與指認相當不易，社會可非難性也更低。這可能是因為性別騷擾通常較不涉及與性騷擾有關的粗俗、公開的性行為，而可能是一種刻意或敵意的性別言論攻擊，或是欠缺性別意識或魯莽、未經妥善思考的偶發言論，又或是自以為「體貼女性」的行為。也因此，即便是性別騷擾案件成立的行為人，仍然會堅稱自己態度行為端正、尊重女性，絕無對被害人有任何肢體碰觸，以利用沒有性相關行為的騷擾使得性別騷擾問題被最小化，使得被害人落入「小題大作」的陷阱。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科技進步網路數位性暴力愈加嚴重，除了常見的散佈性私密影像外，還包括不實性影像、厭女文化的評論、及其所衍生的性勒索、威脅恐嚇，數位世界虛實參半與激進言論風潮，更助長性別歧視與性暴力思維。

2.性暴力的普遍性與隱匿性

不同於遭受上司性騷擾的卡提雅同事所說的：「性騷擾案件根本沒那麼多」！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統計顯示，全球約3成女性曾遭受親密關係暴力或性暴力；歐盟2020年調查也顯示，18-74歲女性過去一年曾遭受任何犯罪者身體和/或性暴力侵害的比例約有20%，且論是哪個階層的女性，受到侵犯比例不相上下。諸多研究與關注性別暴力的組織也提醒，實際數字可能更高。相較歐洲國家，我國目前仍欠缺全面性的性騷擾與性侵害盛行率調查統計，但若就衛福部統計來看，2022年性侵害通報案件9,234件，性騷擾事件（不含職場與校園性騷擾）申訴僅2,086件，顯然有更多是未曾揭露的受害者。

「為什麼不說？」、「為什麼不求助？不報警？」許多人誤以為說出被性騷擾與性侵犯是件簡單容易的事情，但真是如此嗎？事實上，被害人噤聲，不是不覺得受傷，也不代表可以接受，更不表示已經原諒對方，而是背後有著數不清的遲疑與壓力。試想：故事四中結束轟趴小聚的艾美準備補眠，靜謐闃黑的睡房中，悄悄潛入不速之客；如果艾美鼓起勇氣公開揭露與求助，此時大眾或許會對艾美的受害抱以同情，但有更多的可能會認為是她自己同意加害者留在房間、同睡一張床，甚至指責她行為不檢點。社會對於性騷擾與性侵害被害人的汙名，使得被害人容易因為羞愧、恐懼（擔心被議論、破壞關係或被報復等）或迷思（性騷擾是小事、為了報復行為人等），無法說出所受到的暴力與痛苦。更何況，倘若「加害人」在性騷擾或性侵害事件中屬於較有權力的主管或師長，被害人更加不敢指認，最終只能獨自承擔文化裡責難自我的重量。

3.社會傳染效應與盲視暴力傷害

日常生活中層出不窮的性騷擾與性侵害，何以大眾看不到對被害人的傷害？《女性日常》不僅讓人們看到了一些個別肇事者的舉止，同時也揭示了某些行業以及整體社會的價值觀問題。首先是將性騷擾問題常態化，「社會傳染效應」影響，容易造成社會大多數人認為騷擾沒什麼，忽略言行帶來的傷害，甚至引發更嚴重的侵害，同時也讓偏差言行持續傳遞，認為得寸進尺也無妨。此外，社會大眾對於倖存者的受害反應，亦有許多誤解，摻雜著「性侵迷思」，使得一般人可能反而為加害者開脫罪名，特別是在具有「支配與從屬」權力關係的職場、校園或家族更是如此，因為比起懲罰擁有較高權勢、名聲或社會背景的加害者，責怪一個破壞表面和諧體制，且沒有權勢地位的被害人更顯容易了（許馨月，2020）。在故事五中提雅在慶功派對公開揭露曾被上司騷擾，隨即招致同事的反感。這充滿既視感的反應透露出一種令人不安的現實，以及「鞏固自身安全感」的需求，彷彿只要「檢討被害人」、找到「壞事發生的原因」，就可以迴避「壞事發生在我身上」。殊不知，我們以為的安全，只是建立在「習慣」與「麻木」，反而愈加助長社會責備被害人現象。

盲視暴力的另一個特性是「拒絕承認性暴力的傷害」。研究指出，性暴力事件可能讓被害人有較多的憂鬱、焦慮、創傷症狀，也與睡眠以及性方面的困擾有關，也會造成被害人安全感的喪失，以及在人際與社會關係帶來破壞。另有部分被害人面對自己眼前的傷害極度恐懼且無能為力，又或是因遭到信任的人背叛，而陷入心理與行為的癱瘓，即「性侵引發的癱瘓」（rape induced paralysis）（Rosenthal et al., 2016; Smith & Freyd, 2013；王麗容、黃冠儒，2021），都可能會產生外界看似沒有抵抗、消極反應的狀態，誤以被害人其實沒有那麼痛苦，或認為性暴力不具嚴重性與傷害性。就像故事六中檢察官阿雷斯基的司法前輩認為，性暴力只是無數案件中的一件「小案子」，也間接暗示著「性傷害」比起其他罪惡來說根本不算什麼。這也顯示性侵文化如何滲透社會組織，以及被害人在受助輔導與尋求司法正義的真實處境。在加害者受到懲罰之前，受害者可能已經被社會集體徹底懲罰過了。

4.暴力零容忍，發揮旁觀者的力量

除了改變「先檢討被害人」的社會慣習外，如何有效的回應是另一個重要議題。性騷擾與性侵害事件發生後，非當事人想解決的常常是自己或組織的困境，而非被害人遭受騷擾或侵害的行為與受暴後的身心狀況，導致被害人求助後不一定有正向的結果，也因此許多人寧可抱持沉默（施宏達、陳文琪、向淑蓉譯，2018）。被害人第一次揭露經驗對象的反應就非常重要，如何避免責備受害者的言論以及造成二度傷害，不只是專業服務體系的人員，也是每個人都必須要注意的功課。

臺灣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性別工作平等法、性別平等教育法及性騷擾防治法實施逾二十年，不論是學校、政府部門或民間組織、私人企業，都應該加強保障組織中權力弱勢者與被害人的觀念，同時建立良善的申訴與處理機制，從事前的預防到事後的補救，包括：(1)宣示反性騷擾的政策；(2)教育員工認識性騷擾；(3)設申訴管道讓被害員工得以申訴，並盡所能保護受害者隱私；(4)發生性騷擾事件時，要立即採取有效的糾正補救措施。而此，不只是張貼「禁止性騷擾」的形式標語，還需要發揮「旁觀者介入」（bystander intervention）的功能，特別是有權力者：機關首長、雇主、單位主管等必需率先改變過去息事寧人的心態與作法。

有效的旁觀者介入，首先必須具備辨識「危險警示跡象」以及理解暴力特性的能力，並且有意識的覺察影響願意挺身與支持被害人時，可能的性侵迷思與文化障礙。其次，採取適當的介入行動，例如直接制止行為人、尋求他人共同協助（如警察）、或以間接方式分散行為人注意力等（Banyard, 2011; Brown & Battle, 2020）。此外，事件發生後，不論是目睹或聽聞性騷擾事件都必需做到保密、不傳播、不議論，同時也能夠在「同情的理解」前提下，給予被害人適當的關懷與支持，避免情況繼續惡化。

「#MeToo運動」促使更多的女性訴說自己被害經驗，提高人們對性騷擾與性侵害暴力問題的認識與警覺。《女性日常》影片希望提醒社會「別讓沉默成為最大的共犯」，因為揭露只是一個開端，社會需要更多性暴力與創傷的知情與支持，否則公開受暴很可能只是另一個傷害的開始。我們需要旁觀者介入的力量，惟有組織與個人都發揮旁觀者的角色，形成保護被害人、支持暴力零容忍的社會氛圍，才能讓被害人的得以聲音被傾聽，讓潛在的加害者心生警惕，更讓「#MeToo運動」真正具有轉變性作用。

1. 故事一少女米莉雅上學途中，在公車遇到性騷擾，赤裸的言語暴力以及周遭冷漠與閃避的眼神，雖然是揮之不去的夢靨，但對於學校老師的詢問，卻僅以：「抱歉，我遲到了」來回應。如果您是公車上乘客，您認為有甚麼有效旁觀者介入策略？
2. 對性別暴力「零容忍」，才能杜絕日常暴力的常態化蔓延。您認為有甚麼作法和創意，可以消除社會性別歧視與責備被害人文化的？

王麗容、黃冠儒（2021）。大專院校學生性侵害受害經驗調查：心理影響、求助行為與體制背叛感。教育心理學報，53(1)，61-84。

施宏達、陳文琪、向淑蓉譯（2018）。從創傷到復原：性侵與家暴倖存者的絕望與重生（原作者Judith Herman）。新北市: 左岸文化。

許馨月（2020）。權勢性侵害無聲共犯。勵馨基金會主題報導。下載網址：

衛生福利部（2022）。性侵害案件各縣市通報件數及比率。下載網址：https://dep.mohw.gov.tw/DOPS/cp-1303-59312-105.html

衛生福利部（2022）。性騷擾事件申訴調查概況與結果。https://dep.mohw.gov.tw/DOPS/lp-1303-105-xCat-cat03.html

Aggarwal, R., & Brenner, A. M. (2020). # MeToo: The role and power of bystanders (aka us). Academic Psychiatry, 44, 5-10.

Banyard, V. L. (2011). Who will help prevent sexual violence: Creating an ecological model of intervention. Psychology of violence, 1(3), 216.

Brown, S. E., & Battle, J. S. (2020). Ostracizing targets of workplace sexual harassment before and after the# MeToo movement. Equality, Diversity and Inclusion: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39(1), 53-67.

Rosenthal, M. N., Smith, A. M., & Freyd, J. J. (2016). Still second class: Sexual harassment of graduate students.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40(3), 364–377.

Smith, C. P., & Freyd, J. J. (2013). Dangerous safe havens: Institutional betrayal exacerbates sexual trauma.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26(1), 119–124. https://doi.org/10.1002/jts.21778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1). Violence against women prevalence estimates, 2018: global, regional and national prevalence estimates for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global and regional prevalence estimates for non-partner sexual violence against women. Retrieved from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i/item/9789240022256